八九民运以学运起，以流血惨案终，导致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停滞了30年。历史的紧要关头，这个国家总是选择一条错误的不归路，好像是这个民族的宿命。这让有志于推动民主宪政的中国人刻骨铭心。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发起和引领街头运动的人，无论多么正义的行动，不能脱离历史的环境。不知进退，做不具条件超越现实的努力，都会事与愿违。

　　八九时期一度达到的政治进步水平

　　学生运动引出的八九民运在绝食前曾经取得过很大的成就：政府和民众对峙双方有互动，也有容忍，一个多月相安无事。中共没公开取缔自治的学生组织，采取默认的态度，当局在与学生有限的几次对话中接纳了高自联的代表在座。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能持续下去，这种结社自由也会逐步向前推进，示威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改变了国内的舆论氛围，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群众街头运动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次学运以及运动之前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形势、朝野双方形成的互动关系，在提倡阶级专政和斗争的共产党历史上是罕见的，当北京学潮从“悼胡”切换到“反腐”、“民主”、“新闻自由” 之后，运动得到了全国性的认同与大面积的传播，中国近七十年来的政治自由与进步从未达到过当时这样的水平。

　　历史和现实同时告诉我们，一场街头运动不能立刻改变国家。解决问题及政治改革是学潮之后的事情，得用另外的方式和途径有步骤的做。如果保护好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让其维持下去，不发生逆转，中国的政治进步将水到渠成，这点虽然不能假设，但须知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

　　学生所提要求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八九年自治的学生组织提出了七项要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学生绝食请愿要中共当局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宣布学潮是爱国的、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

　　但示威组织者担心秋后算账，长期占领公共广场，以绝食方式要求当局在形势错综复杂，保守势力还十分强大的局面下，立即回应和承认其属于爱国。是不顾历史现实的错举。

　　专制制度下的领导人，噬权如命。他们的权力资源主要来源于已形成的权威，当群众运动提出让邓小平下台和反邓的口号后，处于中间立场的邓和其他更为保守的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受到致命挑战。而茫然不顾一切的年轻示威者们，并未感觉到局面已经失控，灾难即将降临。在想一步到位的机会主义心态下，使保持对立决不妥协的做法成为示威者的唯一目标，------后面便是对决。

　　中共当局在些许回应与让步后开始日趋强硬，统治危机意识使整个体制团结起来，保守派统一了思想，持强硬态度者占了上风。在当时，以反革命事件的名义进行暴力镇压是一个类似于共产党这样的专制政权维护统治的最后的手段，中共当权者因屠杀成千古罪人，政治改革被倒逼停滞却是对立双方的共同的不幸。

　　认识八九民运失败的后果

　　六四惨案是八九民运出现的悲剧性结果。是一个人为的灾难，是和平年代人与人，社会组织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几于无法沟通的悲剧，一个混乱的，无解的，双方都最后等待鱼死网破的灾难。

　　一场学运受挫，竟导致了中国政治体系中，那种倾向自由和相对开明的元素彻底消失，让自由化引领的政治进步变得无望。党内的强硬保守派得意于他们那种残忍的维稳手段，而且多年来变得屡试不爽。

　　六四惨案不同于天灾，它的后果几乎无法补救。这就是惨案过后，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大大收紧，政治改革变得遥遥无期。三十年来，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高压管制，自由的批评，监督的机制被几乎彻底湮灭，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但政治落后，全社会在追逐金钱，道德信仰趋于崩溃。这是政治腐败，人心沦落的局面下畸形的发展。

　　政治博弈中的强弱之势

　　人类最重大的事务归根结底都与解决冲突有关，对高级动物种群来讲，处理冲突的方式，可以衡量其（文明）进化的程度。人类群体之间，政治力量之间，国家民族之间如何处理冲突也是文明程度的表现。八九民运的官民对抗从本质上说也是一场社会冲突。

　　解决冲突靠政治运作，政治是讲求绩效的，成功依赖成熟稳重，如果书生气十足，不顾历史情景（在共产党统治下，想一步到位的的行使民主国家才具备的各种自由权），空谈理想于事无补。

　　政治博弈的结局是由力量来决定的。只有具备一定政治素质，组织起来的人群才能形成推动社会进步、抗衡旧势力的力量。八九年的抗议活动，示威人数虽多，以百万计，却不能构成这种力量，民众支持学运主要是表达对体制弊病的不满。是他们主要的行动目的。这种聚集没有一致可行的政治诉求（跟观念有关），目标纷杂，不能有策略和持久性。思想混乱行动盲目的一群人面对组织严密的政权机器，不过一堆肉身而已。

　　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对抗双方最终力量较量的必然结果。我们所指“最终力量较量”是指那种无解的、无沟通、无让步妥协的铁血终极较量。必有一方流血败亡。流血者或可成就千古名节，而国家政治进步所受伤害则万劫不复。

　　反对派的民主忧虑

　　时至今日，有的学运组织者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在总结这场运动时颇有遗憾地表示，当时在双方斗争的关键点是没有及时占领电视台，有的认为没有大量夺取武器，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反击，甚至动员军队等等。这些与当时作为普通民众身份和权力力量极不相符的奇谈怪论，说明在一场已上升到影响政权存亡的街头运动中，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政治上还处于幼稚阶段，他们发起一场超越普通抗议表达，甚至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大规模学运，就像儿童驾车上高速路行驶那样危险。

　　从整个过程看，“六四”有突发性特点，但大量密集聚集的人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同仇敌忾。推动这场运动的活动人士（包括年轻的学生领导者）却不能建立统一有效的组织是这场运动的先天不足。大多数情况下茫然无序以及缺少民主决策机制的现象，没有为当时在场的年轻人提供充足的民主政治历练。

　　民主的精神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或口号，更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状态。而在六四前，这种精神状态尚未形成。八九民运严格的说只是是一场大规模的以学运为中心的人民抗议活动，对民主精神的传承乏善可陈。

　　我们承认当年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时用声音的大小来表决过，其他一些会议和临时组织也曾采用过投票的方式，但这不能算一种完备的民主决策过程，广场上运动的主导者们大部分时间不是靠民主的决策机制，更缺少同政府方的协商沟通能力。那些有知名度的广场人物，几乎以占领控制广播站和对媒体发声来行使有限的影响力。

　　民主是一种通过艰难的沟通和广泛的协商，最终形成组织并有效的发挥影响力的过程，而协商和沟通是程序性民主的核心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大于选举本身，从民运30年的过往看，许多反对派活跃人士特别是逃往西方社会的流亡者，受西学思想熏陶也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反对派的民主素质问题。

　　民主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宽容的精神，体现在言论自由方面更为突出。许多六四后的流亡者缺少容忍不同意见、顾全大局、宽容等这些民主的基本品质，做不好广泛的团结工作。许多流亡者不能消弭意见分歧，大多成为独立活动的异见者。这些可看成当年这场运动资质的延伸。

　　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一个政权光靠压制人民来长期维持统治，是难以成功的。中共除了暴力和谎言的手段外，他的过人之处使之能有效的、长期的管控和引领整个中国社会。应该归结近3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整体得到提升，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和国际社会有所对接的缘故。共产党的意思形态是落后的，但他们搞意识形态同时，在政治运作上富有弹性，许多流亡的学运和社运组织者思想分歧是以反共与否形成政治分野。突出意识形态，使这种对立永恒不变，反而成为一种僵化的表现。

　　回顾百年历史，群众运动往往多数情况下会成为不可控制的盲动。因为它是激情的产物，是意识形态的宣示。它不是能够通向成功的政治运作。政治是讨价还价，有时需要妥协，在尚有进退余地的时候，果断做出有利于己方的决定，才能不遭致失败。民主之所以战胜独裁，正是由于以不同于专制政府的全新的思考问题方式和运作能力。如果以落后的思想去争取现代化的进步，只能失败。现实对比为民主运动敲响了警钟。如果不吸取经验教训难有转机，再来一次类似的运动还会失败。

　　作者唐元隽是一位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1989年曾因在长春参与组织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被判20年徒刑。现居住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