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集宁战役是中国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的一场战役。1946年7月至9月间，聂荣臻和贺龙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的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在山西省大同和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集宁地区对国军傅作义部队的攻城打援作战。由于聂贺指挥失当，共军不但没有取得原定目标，还直接造成边区中心张家口失守。

　　1946年9月华北共军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这是一群被国军俘虏的共军。

　　战争结果以共军完败结束，说明仅靠自己的军队共产党还没有与国军正面抗衡的实力。

　　战后，傅作义在1946年9月20日《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下文为部分内容：

　　“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分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会于十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争乃日益扩大。

　　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然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惧国军追击，竟至拚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图画。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部分人的私利，那不就是我杀死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逞兵倡乱、祸国殃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该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现在确已过了一个阶段，经过一年来的血的教训，你们应该有所警悟，重新检讨你的政策，重新研究你们的路线。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在决定一政策时，无论如何，应该问问人民，看他们最痛恶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人民所最痛恶的是交通破坏，战事无已；所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虽然你们一再宣传民主，但人民不要战乱，你们却偏偏制造战乱；人民害怕贫穷，你们偏以制造贫穷，作为扩大战乱的资本；所谓民主云乎，你们又一再毁谤政府，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是有劳绩的、有威信的，绝不是任何毁谤所能动摇。

　　即使政府今天存着若干缺点，需要改革，但人民厌恶你们制造战乱，厌恶你们破坏交通，厌恶你们翻身算账。较之要求政府进行若干改革，其轻重缓急之差，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只是好与不好的比较，而前者却是人民眼前能活不能活的难关。人民今日最起码的要求，只是能在和平安定中活下去，绝不奢望在你们的战乱中再翻几个拚死的觔斗。政府若干缺点所影响于人民生活的，较之你们破坏交通、穷兵黩武，所加给人民的苦患与死亡，简直是一与二万倍之比，这还不现实吗？还不明白吗？人民如何同情你们？……”

　　公开信中所述的“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中共自然不肯承认，如果再加上伤员，共军伤亡惨重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