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刊《求是》杂志，2月16日刊登了习近平于去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习近平的这篇讲话之所以没有即时发表，是因为其内容较为敏感，反映了他较完整的“法治”观念，那就是人治、反法治，崇尚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存在常识性错误，对西方法治几乎没有了解，其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一、崇尚严刑峻法    

    习近平认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可惜习近平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习近平将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归于盛世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强大，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是事实。但支撑秦国强大的商鞅之法是灭绝人性的暴虐之法，与法治没有关系。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 “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商鞅变法制定秦律，尽管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恐惧之中。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如果我们把维护秦国强大，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商鞅之法，那么秦朝仅仅存在十五年就灭亡岂不是商鞅之法的恶果？

    习近平又称：“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这里显然犯了知识性错误，因为他不知道“约法三章”的历史背景。刘邦的“约法三章”不是什么盛世，也不是什么法制健全，而恰恰是对秦朝残酷法律的废除。刘邦在攻入关中地区后，为安抚民心，派兵在城门前召集各县父老乡亲，各路英雄豪杰，针对秦朝现有的残酷制度，同各位百姓和英雄豪杰约法三章，承诺自己夺得天下后，废除原有的制度。约法三章的内容为如下，第一章杀人者偿命；第二章伤人者治罪；第三章偷盗者治罪。应该说不好读书，但好炫耀渊博学识的习近平又闹了一个法律笑话。    

    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法治吗？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人治与法治没有关联，中国法治思想来自于西方。中国古代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皇权专制制度。皇帝是专制制度的核心，等级特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历代王朝所定律典都将此置于突出地位。皇帝超越法律，行政干预司法。从秦始皇到清宣统，皇帝作为古代封建统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为世界奇观。中国王朝虽屡经变换，但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状况终无变化。中国古代法律刑罚手段严酷，主要表现在，以严刑惩办对抗统治阶级的犯罪和违反伦理道德、侵害尊亲属的犯罪，以及肉刑的适用，最残酷的是凌迟。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固然有许多合理部分，如亲亲得相首匿，也就是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隐瞒，不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该规定显然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但中国古代法律缺乏法治、人权基因，而无法适应世界文明，为此，慈禧清末开展变法修律运动，开启了法律转型进程。从这点来看，习近平的目光远不及慈禧太后。    

    三、中国的盛世源于健全的法律吗？    

    习近平认为：“从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但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    

    有历史学家认为，古代盛世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二是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三是任用贤才。四是崇尚节俭。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六是民族团结。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对比今天的中国，习近平政权如古代盛世相差甚远。    

    但中国古代盛世难以走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律，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进行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学者指出：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封闭愚昧、妄自尊大，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停滞不前、不可自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    

    四、习近平的法治是什么？    

    习近平指出，要做到自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依法治国新理念，首先是要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时，更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香港中文大学林和立先生指出，早前习近平提倡依法治国时，令外国学者印象深刻，现时应该清楚，习的法治与西方奉为圭臬的司法独立根本是背道而驰，习近平的“法”，是党核心的统治外衣和武器，“法”由中共控制、随意修改和阐释，并以“法”为工具来指挥国家、政府及社会，以“法”为国家令牌。习近平是古人韩非的信徒，可以预见，习近平以严刑峻法治国，中国的法治会进一步倒退。可见，习近平的“法治”不是现代法治，而是韩非、商鞅的严刑峻法。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法治包含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 “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两者均不可或缺。习近平的法治是党治，也就是人治，他理解的依法治国就是行韩非和商鞅之法，用残酷的刑罚惩罚和恐吓人民，使之成为共产党的奴仆，以保证共产党的永久执政和权贵集团的荣华富贵，其目的自然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