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23时，厦门大学新闻网发布的一条消息显示，此前“洁洁良”事件的当事人田佳良被开除党籍、退学。至此，从2018年4月的一起“精日”分子辱华网络事件，至此终于落下帷幕。作为事件的当事人田佳良，从当初“恶臭你支”拒不删帖的死不悔改，直到现在的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

　　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实际上是当今时代对于明目张胆“精日和”潜在“汉奸”的一种温和处理方式。可能田佳良本人对这样的一个处理并不满意，甚至有“同道之人”腹诽没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曾经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只有发展到今天，才能对这些“精日”分子网开一面。倒退到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代，那时候的汉奸文人，下场可就不是这么轻松了。

　　早在1938年10月延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厉行锄奸运动，坚决的镇压敌探、汉奸、拖匪、亲日派分子的活动。相对于一些专门刺探情报、破坏抗日的铁杆汉奸，一般是从严惩处。不过除了搞破坏的汉奸，一些亲日派分子往往是以非军事行动的“文人”“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尽管他们不是直接破坏抗日军事行动，但是他们宣扬“亲日”“媚日”思想，在抗日大潮中麻醉中国人的思想，削弱中华民族的斗志，有时其产生的恶劣效果，反而会更大。

　　例如著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周作人，1906年随鲁迅到日本留学。从那以后，周作人就同日本文化产生了无法割断的关系，他甚至把日本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写了很多介绍日本文化、民族风情的文章，表现了他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感情，也流露了明显的亲日思想。他明明就是投 降派、亲日派、但他却不敢承认，反而说什么“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

　　1938年5月，日本在北平举办了了“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周作人应邀出席，震动整个中国文学界。当时茅盾、老舍等18位作家联名劝周作人悔悟都没有成功。在1939年马上就发生了“天津抗日杀奸团”刺杀周作人的事件，但行刺失败。后来周作人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大肆出版美化汉奸政权和日本政府的言论。在抗日战争后1946年，周作人被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在日伪汉奸文人中，张资平也是奴颜卑膝的人，一个人格与文格不相吻合的落水文人，五四时期，作为留日学生，张资平感受到弱国子民的悲哀，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不满，曾写了一些反映留学生苦闷生活、具有一定反封建意义的小说。在日本人占领华北后公开投敌，出席日伪组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成为日伪统治下的“首都文化人”，在汉奸报《中华日报》、《新申报》上写文章，厚颜无耻地称赞“日本民族有全体牺牲的精神”，“如日星照耀大地，万世留辉”“令人敬佩”。张资平抗战胜利后曾因汉奸罪被捕，解放后1955年6月被公安部逮捕，以汉奸罪判刑，最后在1959年病死于安徽南部劳改农场。

　　更无耻的要数林柏生。这位汪精卫的前秘书，为了追逐权力，1938年10月林柏生悍然随汪精卫逃到河内，参加起草叛国投敌的“艳电”，并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鼓吹对日投降。更严重的是，林柏生与汪伪特工联手，扩大范围，用恐怖暴力手段迫使租界报人就范，用报界同行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1946年，林柏生被逮捕并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在临死前，这位著名的汉奸文人都没有任何后悔的表现。

　　从周作人到张资平再到林柏生，以及穆时英、刘呐鸥、胡兰成等“汉奸文人”，他们或被判刑，或被枪毙，还有的被刺杀，也就是胡兰成，算是逃过一劫，但其实活着和死了也没什么分别。因为这些“汉奸文人”，不但肉体上受到惩罚，就连精神和文学成就也被一笔抹杀。从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张资平、林柏生、穆时英、刘呐鸥、胡兰成等人作为汉奸文人的典型代表，长期被排除在中国文学史之外，完全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因此“洁洁良”事件放在70多年前，其效果等同于全国通电宣称“大日本帝国万岁”，其下场可想而知。可能当时就会有抗日积极分子对其实施刺杀行动，最起码也得被判个10年徒刑，同时一生将被排斥在学术圈之外。“洁洁良”学的是环保专业，不要说上大学，就是给大学扫马路都没有人敢要。因此今天的“洁洁良”所受到的惩罚，可能某些人认为是屈服于“网络暴力”，或者一些爱国网友也认为达到了目的，但实际上对比70多年前的中国“精日”分子，“洁洁良”所遭到惩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未来会不会有新的两面人“洁洁良”蹦出来，这还真不好说。但我们唯一的底气，不在于惩罚“洁洁良”这样的奇葩，而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抗日之中国，今天的日本，也不是侵华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