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已持续两个月的中美贸易战，至今没有停止迹象。而早在白宫发起贸易战之初，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旗下智库“马可波罗”一篇分析文章即指出，特朗普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窒碍“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而根据“中国制造2025”，中国将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无独有偶，访问中国并在深圳“一日游”后，5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举行“人工智能峰会”，亲自与德国科技和企业领域的顶尖专家商讨对策，默克尔确信“北京已经先行一步”。此前德国业已与法国商讨成立一个双边人工智能中心，以维护欧洲“技术主权”，并声称在与中国和美国的技术竞赛中“绝不能落后”。

总体而言，技术创新竞赛正在重塑世界大棋局牌桌上的所有玩家。而在关系各国未来的技术创新领域，包括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美国、中国和德国业已成为全球三大重量级玩家。尽管日本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科技创新潜力亦不可小视，但其至今仍未从“失去的二十年”中全面复苏。

在这一竞争格局大洗牌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科学家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内中至为关键的是政府和政治体制的角力。未来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创新竞赛远不是科学家个体的单兵作战，政府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更加凸显。

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二）认为在人工智能方面“北京已经先行一步”（图源：Reuters）

作为现代民主的样板，美国的政府政治体制一度风光无限。但自从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欧美之后，美国经济金融体制光环褪去，其内在不稳定性展露无遗。期间共和民主两党政治内耗升级，“为反对而反对”和政策缺乏延续性困扰日渐困扰美国，政府债务危机导致的“财政悬崖”更是彻底打破美国的政府政治神话。

特朗普挟民粹主义当选美国总统，但不管选前还是选后，主流媒体和精英群体一直无法接受这位“不靠谱”的总统。这一基于选民分裂基础上的政治分裂，给特朗普任上的美国政府政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中国和欧洲大打贸易战的反全球化行径，正是这种内在分裂的外在表象。

正像特朗普正确看到美国从联邦到地方基础设施陈旧不堪，但在美国过度诉诸选票的政府政治体质下，这位总统仍旧无计可施一样，尽管美国在高等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拥有深厚基础和强劲表现，然而在未来以国家为重要角色的科技创新竞赛中，美国难言一路领先，更不用说一家独霸。

相比美国民选政府下飘忽不定的两党政治，长期执政的中共不会受民粹和两极分化下选民选票的挟持，中共较为超脱的地位使其只对国家命运和民众福祉负责。素为外界称道的中国政府的强大执行力与政策前瞻性、稳定性，其秘诀盖源于这一政党政治体制。

日前，华尔街金融大鳄索罗斯警告西方将步入另一场金融危机，他的理由之一是高福利下的欧洲为了讨好选民，已经无法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索罗斯这一西方金融危机的“警世危言”，在中国的政府政治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早在中共十九大之前，2017年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警告中共和中国政府将防范金融风险置于政府议程的优先选项。中共十九大及其后的中国两会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议程得以强化，并作为未来3年至5年中国政府三的政治任务之首。其政策前瞻性与稳定性，与中共的政党政治体制关系极大。

而未来全球科技创新三强的德国，其政治模式虽然广义上也属于西方世界，但因为德国的政党政治避免了美国的民粹与两党恶争，加之德意志民族的严谨作风以及默克尔的低调务实领导风格，紧随华盛顿和北京之后，德国业已为“技术主权”竞赛预先布局。早在此次召开“人工智能大会”之前数年，德国就适时提出“工业4.0”。

意味深长的是，据传默克尔访华期间，曾经对中国领导人表达她长期以来的一大困惑，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规划能力与政策执行力源于何处，为此这位西方政府首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她能否旁听一次中共的政治局会议，看中共是如何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