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苏辙在论及汉昭帝时，有这样一段话，“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气已乱。”大抵意思是佞臣用“声色犬马”之类使昭帝沉迷，乱其志气。

时隔多年后汤灿再度现身（图源：VCG）

这是“声色犬马”的典故来源，与“驰骋田猎”“宫室器服”一道，可见当年奢靡物欲。千年以降，尽管换了人间，但“声色犬马”依旧是堕落腐化的代名词。细究之，今人所沉迷与古人还是别无二致，不脱“声”、“色”、“犬”、“马”。    

其实这四个字是无谓褒贬的，要紧的是获取的方式。汉昭帝能左拥右抱，终归原因他是“帝”而非张三李四之辈常人。权力，常常是大多数罪恶的起点和终点，历史与现实在不断证明。

前几日，在消失多年后，被坊间称为“军中妖姬”的汤灿再度现身。媒体说她“憔悴”，和一般同龄人相比，照片中的汤灿并不算额外苍老，只是同之前的意气风发相比，显然判若两人。

差不多时间，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审宣判，一个惹眼的词汇——“特定关系人”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根据之前的报道，孙政才的“特定关系人”就是他的情妇，并且孙的受贿财物绝大部分都是“特定关系人”直接收受。而汤灿，也被认为曾是一些中共落马高官的情妇。

在2014年和2015年，以《汤灿翡翠首饰过亿奢侈远超豪门媳妇》为题的一组照片，先后出现在陆媒人民网上。其雄厚财力彼时引发关注，与高官有染的传言更盛。

或者被公开放上台面，或者影影绰绰，权力与女色似乎总难解难分。以至于中共反腐打落的绝大部分官员，基本都违反“生活纪律”、“廉洁纪律”，情妇成为贪官的“标配”，常常还不只一个。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落马，他的成名不是因为受贿金额巨大，而是据报道竟拥有146名情妇，创下另类记录。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中共高官，至少也有数十名被通报存在“贪色”行为。例如周永康和令计划，即被通报“与多名女性通奸”。更早之前，薄熙来和王立军亦被通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面对这种“常态”，要问的是，这究竟是中国官场孕育出的畸形文化，还是某种普遍性的社会丑恶积习。

当然“情妇”从来不是中国的特产，乃至很可能是个舶来词，最早应当追溯到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有观点称“情妇”来源于西方中世纪宫廷式的爱情崇拜，是中世纪骑士文化的一个派生物，譬如潦倒如堂吉诃德，也要自说自话般将一个农妇当做自己的情人。及至在法国，情人文化蔓延之盛，到今天，绯闻在政坛也并不被当做一件丑事。

不过在中国，“情妇”打从出现就多是贬义的，它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中逐渐生长，最终成为难以根除的社会陋习。但实际在一夫一妻制之前的宗法社会，中国并不存在所谓情妇之说，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名女伴既不违法，也无关道德。当然，不能染指有夫之妇，那打破了另一种底线。

之于政坛，“情妇”更是已变为男权主义与权力资本的共同产物。前者将拥有情妇视为地位与能力的象征；后者则将性当做权力变现的主要方式，和金钱腐败一道，构成权力堕落的两大归宿。

已经落马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曾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而作为一个情妇，其功能可以是性伴侣、生意伙伴、政治合伙人、秘书加保姆、心灵慰藉者……成为官员炫耀权力、满足虚荣心以及寻求心理庇护的出口。

这使得情妇文化，变得像政坛上的一种惯例或者说潜规则。例外者当然也有，但权力、金钱和性常结合的最密切。对于官员而言，他所能拥有的主要就是政治权力，也即“权力资本”，一旦走向堕落，试图将无形的“权力资本”转化为有形的“经济资本”，就会成为性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买春者。

悲观地看，这种坚固的供需关系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只能依靠细致深入的监督与诉诸于己的自律。

但在广泛的普遍层面，这种“情妇文化”仍有遏制的可能。如果权力难以同金钱产生直接的强联系，难以提供正常职责范围内的额外政治影响，官员在性市场上就会毫无优势。也就不会有女性或自愿或被动，与官员达成种种有所图的“性契约”。

中共将反腐制度化，某种程度上便是在根源处限制了权力的变现范围。当然要看到成果或许仍待不短时间，但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