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以来的党政机构大改革，除了对运行体制的调整外，也是又一个人事洗牌的重要契机。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机构格局，所有领导班子也要进行重组整合、重新任命，官员进行二次再分配。这一过程中就充满了权衡考量。着意培养者脱颖而出，打破常规，迅速上位。身披污点者则面临压力，原地踏步尚属幸运，多数进一步靠边站，发配到更为边缘的衙门或岗位。

　　如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担任副市长十多年，二○一七年调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机构改革中南水北调办撤销，陈刚又调任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原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二○一六年十月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机构改革中国家行政学院并入中央党校，原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需要“再就业”，便转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而王安顺二度让贤，只担任中心副主任。

　　中共十八大之后，对官员的处理开创了“四种形态”，即不再仅仅对严重违法违纪者进行开除、法办；对其他违纪者也视乎情节轻重，给予降级、贬官、调职等处分。这类官员虽然逃过法律刑罚，但是在政治上等于被“打入另册”，仕途提前到站，其中既有团派大将，也有前朝政法、组织等山头的人员，或者因为山西、江西、四川、天津等腐败重灾区的连带责任。而去向也相对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国务院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国研中心；二是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三是工商、质检、食监、安监、体育等总局，总之，皆非核心的实权部门。

　　譬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仲田、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先后贬任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贬任三峡办副主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中国科协第一书记尚勇、大连市委书记唐军、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分别调任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工商总局、体育总局、安监总局副局长。河南省委副书记邓凯、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尹德明调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甘肃省纪委书记张晓兰调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三人都曾在共青团任职。

　　今次机构改革中，恰好许多接收问题官员的部门，被大幅削减合并。工商、质检、食监三大总局合并为市场监管总局，唐军、秦宜智继续担任副局长，这算是去处最好的了。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并入水利部，陈刚再调科协，虽然更为清冷，但毕竟尚有位置，而王伟则再无下落。同样的还有安监总局并入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当年因对山西塌方式腐败负有监督不力责任的李兆前，亦在改革契机中被免职。马建堂从行政学院平调国研中心，虽然“待遇”较之王安顺略优，然而他曾经是排名第一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且在届中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十九大却直接出局，亦已是边缘人物。

　　如今这批官员的二度再就业，似乎也从侧面说明，早前将他们安置在这些办公室、总局时，就已有机构改革预案雏形。在地方，亦有类似情况。原新疆党委常委尔肯江‧吐拉洪调任湖北统战部部长，原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调任江苏后先是担任副省长，空闲几个月又出任统战部部长。尽管在党管一切的大背景之下，统战部门职能有所加强，但相较于组织、宣传、政法、纪检，仍是党委序列中的弱势岗位。两人都曾是从团中央外放地方，原本的历练、镀金、跳板，而今均成过眼云烟。

　　党政机构改革是继重拳打虎风暴、军队改革、大换届后，在权力重构方面又一个大动作。经此一役，重大洗牌告一段落，但零星动作则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