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最受信任的危机管理者回到了政治前线，恰好来得及面对其漫长政治生涯的最大挑战之一——管理可能是30年来中美关系最严重的一次倒退所造成的影响。

　　上周末，中国的“橡皮图章式”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王岐山为国家副主席，结束了他持续仅五个月的正式“退休”。

　　王岐山的任命获得2969票赞成，仅一票反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全票再度当选，开始第二个五年任期，此前他推动通过了一项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

　　李克强也再度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终结了有关他可能下台的猜测。王岐山将具有重大战略和经济影响力的新角色、以及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周一的新任命，预计将令李克强的角色遭到架空。

　　听取过中国领导层变动情况介绍的人士表示，曾是习近平反腐运动带头人的王岐山，将帮忙处理中美关系。上世纪90年代，作为前总理朱镕基的门生、国有的中国建设银行(CCB)行长，王岐山与华尔街一些头面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如高盛(Goldman Sachs)前掌门人、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

　　现年69岁的王岐山还曾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为深重时领导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段经历，加上他在美国的广泛人脉，使王岐山被誉为北京方面的首席“美国问题幕僚”。

　　“关于我国的事情，王岐山忘掉的比我们许多资深人士知道的都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前政治顾问、去年9月曾在北京与王岐山会面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表示，“他对美国的了解程度令人震惊——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经济状况，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经济的运转方式。”

　　王岐山的最大挑战之一，将是如何应对权力天平已显著倒向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特朗普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对华鹰派”的特朗普政府。莱特希泽领导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准备就其指称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美国公司转让知识产权和技术，对中国进行广泛制裁。

　　在习近平去年于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Mar-a-Lago)与特朗普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前，中国官员曾希望，在美国资深金融和商界人士的游说帮助下，总统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等相对温和的政府要员能够劝阻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时那些最极端的保护主义言论。

　　但随着科恩和蒂勒森近期的离职，特朗普政府中主张对华克制的高官已经微乎其微。“特朗普将相当咄咄逼人，”班农说，“但中方一定会认为，美国建制派将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这是有先例的。”

　　“中方将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对话，”他补充说，“在海湖庄园，我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毫无疑问是这样。当时全球主义者占上风，同意（与中国）进行两项‘战略’对话，什么事都没有完成，不过是更多空话。”

　　拆除特朗普嘀嗒作响的贸易炸弹（或者帮助控制贸易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将成为中共交给王岐山的一系列艰巨任务中的最新一个。在35年的党员生涯中，王岐山是久经考验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年轻的经济改革者崭露头角，是一位懂金融的技术官僚，还是中国最受信赖的“救火队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他对中国最大规模破产及其他金融危机的处理让他首次获得了这个绰号。

　　但对王岐山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起事件还有助于解释政治生涯晚期出现在他身上的一个矛盾之处。虽然身为朱镕基——朱主张党和政府要少干预经济和国企——等多名备受尊敬的改革者的门徒，王岐山却领导了一场习近平坚定推进的运动，以重新确立党对“政军民学”的领导。

　　2003年初，王岐山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当时整座北京城因非典型肺炎(SARS)爆发而陷入瘫痪，非典是一种高传染性且常常致命的呼吸道病毒。前任市长因试图隐瞒疫情损害了公众信任。王岐山迅速控制了这场危机，不但实施了严格的检疫隔离制度，且公开了SARS疫情。

　　曾出版过一部关于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著作的朱利安•格维尔茨(Julian Gewirtz)表示：“非典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似乎真正地震撼了王岐山，他称之为‘严峻的斗争’……他亲身体验到了局部的领导失败是如何危及整个体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处理非典危机过程中的焦虑让本就清癯的王岐山两个月瘦了10斤。

　　五年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人物，王岐山目睹了美国同僚应接不暇地处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的种种事件。在王岐山看来，美国政府随后对保险公司、银行甚至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纾困，让中国的一党制优势更显强大了，这种体制可以直接指示债权人不许割弃那些陷入困境、其破产会危及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的借款者。

　　2015年4月，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向王岐山建议，中国应该支持“法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根据当时的交流记录，王岐山的回复是：“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中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