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华社传奇记者：抵住克格勃美女诱惑，打探到苏联无意出兵中国救越南，多次与普京同桌共餐…

1979年，中国与苏联之间正是冰冻三尺的寒冬。南边某邻国与中国的龃龉摩擦也不断。

当年2月，中国在南疆打响自卫还击战，一路长驱直入，反攻到该国境内。发生在两国边境的这场有限战争，牵动的其实是亚洲地缘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版图的神经——

中国出兵，既能还击这个南疆邻国的挑衅，也能策应正受围困的柬埔寨，更会震慑这个依仗苏联超级大国支持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可是，螳螂捕蝉却又担心黄雀在后——北边的苏联会不会为小兄弟“两肋插刀”，出兵牵制，甚至趁机入侵？一旦腹背受敌，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实力依然虚弱的中国，极可能吃不住南北两线作战。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会不会出手围魏救赵？对中国是大打、中打，还是小打？中央的神经绷得紧紧，切望处于第一线的驻莫斯科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提供可靠信息。

到哪儿去打探消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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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打探到苏联无意出兵中国救越南

当时，两国高层交往久已停顿。使馆是纯官方机构，那些年里，双方曾多次互相指控对方外交官“从事不符合身份的活动”，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使馆如果想了解苏联在边境的军事动向，不仅探听无门，反而会被对方指控搞间谍活动。中国武官总不能正儿八经拜访苏联国防部，一脸严肃地去问人家：你到底打不打我们啊？

那时，36岁的盛世良任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才几个月，是首次被派驻。连盛世良在内，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一共四个记者。这四个人，八只眼，就是中国媒体观察苏联的全部窗口了。

到哪里去寻找准确信息呢？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盛世良与分社另一位记者发现“苏联知识协会”将举行国际形势报告会，主讲人是苏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民众花半个卢布买张票就可以去听，外国人一视同仁。

报告厅座无虚席。苏联外交部官员没有官腔和套话，讲的都是公众关心的国际大事，特别是中越边境冲突。

按照惯例，报告人要回答听众提问。他说：“有听众问，我们苏联为什么不出兵帮助越南兄弟对付中国？同志们，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越南兄弟凭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抗击入侵者，根本用不着我们出兵！”

坐在听众席的盛世良和同事如获至宝，立马赶回分社，向分社社长汇报，共同研判苏联外交部官员传出的这一清晰信号，并立即报回国内。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方面向上面汇报的新情况，从侧面证实了莫斯科分社发回的信息——当时是二月份，中苏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冰厚得足以开汽车跑坦克，但苏联方面主动把靠近本国一侧江边的冰块炸掉了。意思是：我无意开仗，你也不要轻举妄动。

中央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算是基本落到胸腔里了。

多年后我问盛世良，当时苏联方面知道您在报告会现场吗？他说，当然知道。向中国方面传话，走外交渠道，太正式，通过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最合适。

“亚洲司司长的话是说给谁听呢？主要就是给中国人听的！”——可如果盛世良偷懒，宅在办公室里不出门，从纸上到纸上写官样文章，这条“大鱼”就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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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水平在“五七干校”显著提升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盛世良和广大知识分子刚刚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

回首往事，盛世良36岁之前的岁月是苦涩的，就如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是含笑的泪，是含泪的笑——

1960年，中国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亲密关系早就出现裂痕，有政治头脑的人已能从新闻中察觉出中苏决裂前的不祥之音。

而上海一个平民家庭的清寒少年，在埋头苦读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这异样的气氛，依然满腔热忱地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

他志愿把一生都贡献给中苏人民友谊，贡献给“世上除爱情与死亡之外的第三个永恒题材”——俄罗斯，研究这个“只能意会，无法捉摸”的国家。从此，他开始了磕磕绊绊的前半生。

当时，俄语地位江河日下。读完四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从1964年到1978年，盛世良当过翻译、当过资料员，当过选报，当过编辑。

岁月蹉跎。 盛世良每天下班后见缝插针，利用业余时间慢慢译完了苏联反特小说《章鱼的触角》和《我所见过的名记者》等两本书。

“看着流畅的俄文在我笔下源源不断地化为自认还过得去的中文，个中享受决不亚于北京蹬板车的板儿爷拉了一天的货、卖了一天的苦力后，就着猪头肉咪二两二锅头。”到了1978年，这两本雪藏多年的译稿，都有幸付梓，卖得不错。

林彪命丧蒙古温都尔汗后，身在新华社“五七干校”的盛世良开始获准阅读外文书籍。此前新华社俄文干部被批准每人花一毛钱买一大捆被处理的俄文原版书。

盛世良在干校斗私批修一年，最大的损失是被电刨削掉了三根手指头，最大的收获是看完自己的、妻子的和好朋友的三捆俄文书。从干校修地球回来，发现俄文水平不经意间提高了不少。

“文革”终于寿终正寝。改革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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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克格勃美女间谍诱惑

1978年，在新华社摸爬滚打了14年的盛世良作为新华社记者，第一次被派驻到莫斯科分社工作。与现在二十出头就当驻外记者的小年轻相比，36岁的他已是“老人”。

虽然身份是记者，但他几乎不发公开稿，主要任务是写内参报道。这时候，盛世良多年打下的翻译功底派上了用场：

但凡看到苏联报刊有观点鲜明、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他就连夜译成中文。苏联中央电视台的晚间国际评论，几千字以下的，他当天就能译好传回国内。

记者采访，是对政策水平、新闻敏感、外语能力、写作术和办事本领的全面检验。而盛世良这种综合素质，在1987年第二次到莫斯科分社工作后，更有用武之地。

2007年9月14日在索契俄罗斯总统官邸。（前排右起第三人为盛世良）

在莫斯科当记者，交朋友，是必须的。不交朋友，弄不到独家，可交朋友，也不那么简单。主动送上门的，往往是“身份特殊之人”。

盛世良遵循的规矩是，内紧外松，多请示报告，对苏联朋友，笑口常开，有问必答。问自己的个人情况，就坦率告知自己每月挣62元人民币，两家合住一套房，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说挣得多、住大房子，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在撒谎。

盛世良从苏联朋友处获得的“干货”多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兵阿富汗，一位苏联朋友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盛世良：苏联哪天出的兵，哪天抓住了阿富汗总统，怎么逼总统“写信请求苏联给予国际主义援助”的，等等。这种一手新鲜货，多么难得！

还有的朋友，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健在时就告诉盛世良：安德罗波夫将接任勃列日涅夫，是“接班人”。盛世良和分社社长也将信将疑，但还是发回了内参。

来而不往非礼也，只进不出做“守财奴”，不行。盛世良也非常注意对国内情况的了解，大到中国的大政方针，经济情况，小到风土人情，掌故笑话，与苏联朋友们聊天时用得上。

回国时自己花钱买工艺品送给朋友，或者请他们大快朵颐吃中国餐“加深感情”。盛世良与同为记者的妻子王南枝常常自己去市场采购，自己做饭，招待客人。

这些苏联朋友，从盛世良这里了解到中国的进步和开放，也是收获满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2009年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宴请学者并合影（二排左七为梅德韦杰夫， 右一为盛世良） 

而盛世良遇到的策反和诱惑，也是惊心东魄和令人后怕的。

埃及有个很有名的电影：《走向深渊》，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国放映。就是讲埃及一名丽人去法国留学，但头脑简单，又慕虚荣，到了花花世界很快就被以色列情报机构看中，后者投其所好、设置圈套，将其发展为替以色列服务的美女间谍，后被埃及情报部门发现，诱捕了她，押回埃及受审，其情节，一波三折，惊心动魄。

这种事情，并非只是电影中才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驻苏联使馆的两名外交官就被苏方成功策反。考验，看不见摸不着，可说来，它就来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盛世良和首席记者去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国营农场采访。采访结束，东道主在风景秀丽的小河畔举行野餐，款待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美女美食，觥筹交错。

苏联人的豪饮是全世界闻名的，主人非常有技巧地提议“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干杯”“为伟大的苏联人民干杯”“为苏中友谊干杯”，让客人难以拒绝。盛世良虽已推说不会喝酒，但近四两伏特加下肚，也开始进入“仙山琼阁”。

这时，坐在盛世良身旁自称“农场挤奶员”的一名乌克兰美女，在他耳边柔声轻问：“想不想跟我在一起单独待会儿？”如雷轰顶！盛世良的酒全醒了！是克格勃！美酒变成了冷汗。

他故作轻松地连声说：“我跟大家在一起，很好、很好的！”没想到，美女倒也识趣，并不纠缠。此后，盛世良再无此等艳遇。

话又说回来，一旦上钩，后果不堪设想。你会一步步地陷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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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象环生，亲历苏联“政变”

对在莫斯科工作14年的盛世良而言，危险，不仅仅是如此。

他到顿巴斯煤矿区，下到1250米深的前苏联第二深井，采访采煤工。离开矿区没多久，这座矿井就发生瓦斯爆炸。

这还不算，从顿巴斯回莫斯科途中，盛世良坐在雅克-42客机左侧舷窗旁，无意中发现左发动机没有转动。当时误以为三个发动机在降落前要关闭一个，毫不在意。事后才知道，是发动机出故障了。

在苏联工作这些年，所有型号的苏联客机他都坐过，险情岂止一次！坐媒体“专机”到北极圈采访，飞机刚滑行到跑道上，发动机就坏了！

有一次，盛世良根据新华社安排，去新西伯利亚参加高访报道，像是有什么预感，他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临行前在日记里写道：“我是好男儿，即便有生命危险，也决不临阵退缩。”

记者外出采访，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盛世良并不认为这是苦，这同“三年困难时期”半饥半饱地下地干活相比，“已经很幸福了”。

1991年，苏联发生震惊全球的“八一九事件”。他在莫斯科市中心连续采访六小时，向国内发回第一手信息：绝大多数市民不支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可能会失败。

第二天，他又冒雨爬过重重路障，到叶利钦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大本营“白宫”现场采访，率先发回列别德等人指挥的部队倒戈投向叶利钦的内参，证实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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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故意设陷阱让中国记者出洋相

“八一九事件”后，有一天中午，盛世良在办公室接到自称是“中国人民友人”的苏联人打来的电话，说是当天下午，莫斯科红场将举行“拥护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的游行。

盛世良就去现场采访了，果然，红场上好几百人举着巨幅红旗、标语、列宁和斯大林画像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游行。

作为记者，当然都喜欢这种现场感的新闻！于是他赶紧拍照，但越看越感觉不对劲：怎么游行队伍里的人穿的是四五十年代的时装？再一看，怎么有人在摄像？还有个“斯大林同志”站在旁边看热闹？那是他认识的亚美尼亚族特型演员萨基扬。

原来，这是在拍电影！是有人不怀好意，打电话想让中国记者发假新闻，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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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与普京同桌共餐

回首往事，盛世良说自己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在我求学的时代，中国非常在乎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和社会关系。我有不少中学同学，论品德、论学习、论知识，远胜于我。考大学时，可惜不少好青年被残酷的政审拒之门外。个别人即使侥幸进了大学，到毕业，也难以分配到新华社这类核心要害部门。”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60年入学的百名学子中，毕业后以俄语为职业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中终生不离俄语的恐怕不到十指之数，我就是其中一个。”

30多年前，盛世良曾采访过少年时给大作家托尔斯泰做过菜的俄式大菜厨师泰斗，说：“您都一百岁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享清福啦！”

老先生拍拍盛世良的肩膀说：“我喜欢给人做饭，爱听顾客吃完饭夸我的手艺！对我来说，这就是享福呀！”

2002年，盛世良退休，到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他写的调研稿，数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苏联记者的翻译，当过新华社《环球经纬》电视节目主持人。

2004年，他作为学者，被俄罗斯新闻社推荐参加普京倡导的非政府组织“瓦尔代俱乐部”，这个组织专门邀请由全球的“俄国通”每年开一次会。

俱乐部年会上，盛世良六次与普京同桌共餐，并有机会就中俄关系和俄罗斯内外政策问题向普京求教。2016年，盛世良与两名俄罗斯学者和一名美国学者一起，获得“瓦尔代贡献奖”。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终于能用不甚流利的俄语参加国际问题学术讨论，对话俄罗斯领导人了。”盛世良谦虚地说。

何谓幸福？

英国人说：阴雨连续的夜晚，坐在暖融融的壁炉边，膝盖上搭着毛毯，读莎士比亚，这就是幸福；

法国人说，和金发女郎在加那利群岛共度一周，然后好合好散，这就是幸福；

苏联人说：半夜克格勃敲门：“伊万，你被捕了！”我说：“伊万不是我！伊万住隔壁！”这就是幸福。

幽默豁达的盛世良比他们更幸福：拿着比俄罗斯朋友（1978年他的工资十倍于盛世良）多五倍的退休金，坐着免费的空调公交，逛着不要钱的颐和园（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作者注），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才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