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界广泛视为习近平首席智囊的王沪宁，以笔杆子身份在中共十九大跃升政治局常委，坐上中共最高权力第五把交椅，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王沪宁曾经辅佐习近平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并分别为他们包装推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十九大上，将习近平地位提升到毛泽东高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据信也来自王沪宁。一个从未担任过省部级职务的书生，何以能够进入常委，攀上中共权力的最高峰？王沪宁的思想和主张，为何得到历届中共最高层的赏识？他主张的“威权主义”，对中国是祸还是福？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王沪宁前学生和同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纽约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善于察言观色、揣度上意，是王沪宁做人的准则。上海人有多种。王沪宁是某一类上海人的代表人物和典型。王沪宁虽出自江派，但并不执着于派系，唯一的标准，是对上司的顺从。故而，三朝不倒。另外，王沪宁有一定的文才，也有一定的思辨，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并会用把控得到位的语言，为当权者精心包装。加之，他谨言慎行，行事低调，不轻狂，不张狂，只是出主意，并不拿主意，以免犯忌。故而深合上意，深得上司欢心。

　　陈破空说，毛泽东曾称赞陈伯达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江泽民曾称赞王沪宁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但愿王沪宁的结局不会像陈伯达那么糟。鉴于王沪宁谨慎和奉迎的性格，将来，如果习近平有意政改，他不会反对，而会谨慎地支持；如果习近平无意政改，他会完全服从，并在文宣方面巧妙包装，让习近平和中共蒙混过关。习近平重用王沪宁，但对他也留了一手，那就是，打破惯例，没有让王沪宁兼任党校校长。这个重要职位，已经归于习近平的心腹亲信-中宣部长黄明坤。

　　李伟东说，王沪宁所走的是帝王白衣卿相这路，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青睐的道路。这是中共现代帝王体制的体现，挑选皇帝欣赏的帝师。王不过是适应这种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共新集权的需要，而他具备这样的个性和心态来予以迎合与顺应。

　　李伟东表示，王沪宁未来的具体职务如何还有待明年的人大召开揭晓。国际、国内舆论也爱热议常委和政府的官方职务。这有待于观察李克强是否担任下任总理，总理往往是人大的二号人物，这是先例；如果换成汪洋担任总理，栗战书可能还是大内总管，兼管中办军机处；王沪宁则可能当政协主席。不过，王沪宁本质上仍然是帝师，仍然专精揣摩上意。我们看到，无论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都是王的杰作；王推崇的是威权主义，这符合红二代的胃口，当然受到他们的喜爱，也正中习近平之下怀。

　　进一步说，王沪宁之所以赢得红二代，是因为其杜撰出来的思想体系，有助于被推崇个人权利的西方民主国家包围的中共绑架国家一同突围。这点早在五年前，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和彭丽媛一同推出的民族复兴剧就可看出端倪。红二代认为，对内共产党被官僚集团包围，要恢复本色；而对外西方在衰落，在逐渐丧失彼此的同盟，中国有机会，因此要推出一套新理论让共产制度突围，以便获得成功。这是王与他们之间的纽带，是中共要做的事情。不得不说，这是对世界的巨大威胁。过去三十年间，王沪宁与中国威权思想一同崛起，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在官场惨遭失败。这严重影响到应该向民主转化的中国社会制度。

　　横河说， 类似王沪宁的御用文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张春桥。陈伯达理顺毛的革命理论，张则是负责继续革命理论。陈张与王之间是不同的，因为毛理论即便没有陈张二人也同样存在，因为是毛自己的思想。而如果没有王沪宁的存在，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及当红的习近平某某思想这三个理论体系都不会存在，因为这些所谓的理论体系都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更不是这些领导人自己的独创。它们仅仅是通过王的手笔把零星的理论片段通过配件组装式的功夫打包而成，最后冠在最高领导人名下，这才是重点。

　　横河表示，王沪宁的政治影响力，是前几任常委都不如的，而他的实际政治权力到底有多大。他的亮点在于习近平的理论需要，这是他的价值所在。中共作为政教合一的政权，需要指导思想。这方面毛是革命和继续革命，成绩是打败国民党和发动文革。其理论成功了不需要包装。邓的经济开放讲的是白猫黑猫，抛开了与之矛盾的共产主义理论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毕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灾难，公有制从来没有被证明有过成功。现在的共产党尽管并不想纠缠理论，但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已经存在而且无法突破，所以需要一名巧妇来为无米之炊，需要王沪宁来包装和忽悠，来把矛盾理论装扮到自圆其说。这正是他的才能。

　　横河说，中国崛起不是问题，问题是它与普世价值为敌。美国在军事政治地缘没有衰退，而是其价值观正被中共侵蚀；美国有史以来从未碰到来自反价值观的如此渗透和控制。不过，我们看到，持中共侵蚀观一派过去在美国被边缘化，但是现在已经走向主流化。值得庆幸的是，美国走向世界的价值观与其立国价值观是一致的。美国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价值观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某位领导人指定一个20年的目标来落实。

　　夏明说，王沪宁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挑的是政治之路而不是走思想之桥。他揣摩圣意然后寻找理论线索，或者把西方各种反动理论缝合起来加强中共的威权；或者把西方好理论褂子反穿，上下反穿里外反穿。比方说和谐论，王仅仅把它用在国家主权关系上，从不用之于国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从而根本否认民主化的必要。可以很说他做得精妙而大胆，得以删除逻辑合理性。

　　夏明说，王服务的是集体寡头，试图让党永远承袭直至千秋万代。他从80年代开始承袭西方绝对君主理论，推崇国家权威主义，同时强烈敌视西方的自由派理想。他对日本曾经两次打败美国很是钦佩，认为是当时日本的专制主义、国家主义、牺牲主义的功劳。他不齿西方的个人和物质享乐主义。他说，还会有其他亚洲国家用同样的秘方来挑战美国，其实就是暗指中国。我们看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伟大的斗争、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梦想，就是可以跟法西斯媲美的国家主义口号。总之，他的特长就是把专制思想碾碎揉合产出。

　　夏明表示，王沪宁式思想和认知的出现，让中共相信，应该用孔夫子对抗西方，其方式不是求真而是用手段，让西方思维输掉形式。要指出的是，从100多年前首次认真接触和看待西方开始，国人碰巧都陷入了时空的误区。一个世纪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瓶颈，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体思想的批判，中国思想菁英于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打开国门后，遇到的是西方进入各种“后时代”。这一“后时代”又在反思和批评遭遇挫折的西方主体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于是，王沪宁们又再次把西方对自己的批判搬回了家。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学习，都没有学习西方主体的制度和价值观，而是照搬西方非主流的对自己制度和价值观的批判。

　　有港台媒体报道，王沪宁在复旦学者时期已经是中共高级特工。对此夏明说，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当时的中国仅有两个国际政治系，一个是复旦，一个是北大。这两个国际政治系创立不久后，中国国安部恢复。复旦致力于培养各部级人才，自然也会成为国安关注的主要对象。王沪宁的第一任岳父就是国安部单位的高级研究员。王的学术重心和仕途发展与当时的家庭背景分不开。而且，复旦国际政治系有很多前任国安人员担任职务，他们会提升和保驾一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