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天世界各国虽然制度不同，但大都是政党政治。所以一个政党的全国性党代会不仅成为理解一个国家政治的切入点，更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晴雨表。

　　2017年由于十九大的召开而成为中国的政治之年。在全球化时代，解读十九大，自然少不了国际比较的视野。

　　常规而言，一个政党的党代会看点有二：一是形式，一是内容。以美国四年一届的党代会来讲，其形式上非常开放和透明，不仅本国媒体现场直播，也对全球媒体界开放，只要申请的足够早，谁都可以采访。如果哪个国家有兴趣，其驻美使馆也可以申请参加。此外就是日益娱乐化。会场外就有演唱会，会议举行时各种即兴表演此起彼伏。

　　相对于美国，中共的党代会则是相当的封闭，而且非常严肃。会议期间没有任何现场报道，也不会邀请国外媒体参加，与会代表也没有外出行动自由。更不会有娱乐性表演串场。

　　当然，一个政党兴师动众数年才举行一次党代会，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即人事和政策。这一点上，美国的党代会显然日益丧失这个功能。美国党代会都是在党内初选结束时才召开，此时人事已定。党代会只不过走形式，确认一下而已。会议期间虽然也会提出新的纲领，但既代表不了候选人自己的立场，也对候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会议期间也根本没有任何对之的讨论。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党代会已经变成嘉年华，形式上热闹非凡，娱乐无穷，但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功能：对政策的讨论和制订、对国家未来的展望。

　　这一点上，中共的党代会完全不同。人事上，要么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要么新一代领导人进入常委，从中央和国际层面进行五年的进一步锻炼和经验积累。比如十七大，习近平和李克强以未来一代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常委，五年后的十八大则由他们领衔实现新老交接。中国的人才接交制度，有明确的预期，兼具稳定性和发展。这和2016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翻盘对美国和全球造成巨大冲击完全不同。应该说，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制度很大的致命伤。每到选举季，经济活动处于观望和停滞状态，因为不同政党上台，其政策将完全不同。美国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大会协定，对相关国家和全球造成了损害难以评估。甚至被排除在外的中国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有些企业在TPP通过后立即到越南投资，提前布局，结果却付之东流。美国这种体制对全球造成的经济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从这个角度讲，十九大，也将有未来一代领导人进入常委。这成为本次党代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之处。有资格进入常委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一般要（不是绝对）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政治局委员，二是年龄67岁以下。当然，谁是第五代领导人、规则是否会改变或者出现新的规则同样是观察十九大的切入点，因为这将是衡量习近平"核心"成色以及政治能力的一个标志。比如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如果入常，表明习已经打破隔代指定的规则，可以自主决定接班人。这比是否有"习近平思想"的提法、"四个全面"能否进入党章，更具指标性意义。但不管怎么变化，中共历经三十多年才建立起来的任期制绝不可能打破。

　　政策上，则既要聚焦当前的问题和任务，也要制订未来的奋斗目标。比如十七大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不仅总结前五年的工作，也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比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及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远景目标则是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由于2020年即将到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会提出什么新的未来奋斗目标，各界自然是相当期待。

　　对于十九大，外界关注的则是面对现实挑战，中共将提出什么化解之道。特别是经济持续下行能否逆转。虽然经济下行有自身规模变大、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以及经济周期，但反腐败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在传统的官僚体系激励机制不复存在同时又面临做事风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地方政府的竞争基本熄火。反腐事关合法性和政治安全，绝不可能松懈，但如何建立官僚体系新的激励机制同样极为重要，这将是中国未来最主要的挑战和任务。

　　经济改革和台湾问题

　　此外经济改革也还有相当的空间，但却是难点。比如政府和市场的界线、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存在边界。

　　最后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最值的关注。以习近平的历史进取心，在2021年他任期内迎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没有什么突破是不太可能的。但这种进取心和突破在十九大以何种言词、何种方式体现出来，对于海内外华人而言十分值得期待。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西方一向批评中国的政治缺乏透明度。其实透明度和问题的产生或者解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西方财政预算很透明，但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负债累累，债务占GDP比重一般都在100%左右，日本则超过250%。中国财政预算不如西方透明，但却一直量入为出，不仅是全球大国中债务水平一直都是最低的（约30%），更有全球第一规模的外汇储备。美国军费很透明，但却是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中国军费不透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没有和任何一国发生军事冲突。

　　至于政治本身，我个人则认为还是不要太过透明的好。众所周知，不管什么制度，政治都是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和分配，其本质上非常的丑陋和残酷。中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发明了儒法体制以应对。外儒可以提供政权的合法性、道德感、亲合力和认同感，内法则为治理国家提供具体手段。西方的民主制度则赤祼祼的把政治丑陋展示到世人面前。美国总统肯尼迪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尼克松的水门事件、2016年美国大选的丑陋和闹剧(都到了少儿不宜的程度)、2012年法国最具声望的政治人物卡恩在纽约发生令国家蒙羞、自己也身败名裂的离奇强奸案、2016年费永几十年前的"空薪门"横空出世，可谓数不胜数。举个类似的例子，夫妻之亲对人类生存非常必要，但夫妻之事如果搬到大街上，则显然不行。今天西方的制度颇有把闺中之事弄到大街上之感。可以说西方的制度有明显的契约和利益色彩但缺乏道德感。

　　中共体制要改什么？

　　如果说西方制度发展到今天是如何突破瓶颈的话，中国则是如何完善。一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公平、能令党内精英发自内心认可、心悦诚服的选拔机制。中共今天的选拔机制融个人能力、党内民主以及元老智慧于一体，从而确保了领导层的高质量。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十八大前的薄熙来事件还是说明了中共仍然需要在解决党内精英的选拔机制方面继续改进。中共是一个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人才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如何令精英完全接受一套选拔机制却依然是未完成的任务。

　　目前西方主要是通过党内初选的方式。但从实践来看并不算成功。美国的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通过党内初选产生的，却也都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人的候选人，也是反对者超过支持者的候选人。法国大选两大传统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都是通过初选产生的候选人，结果共和党的费永出现空薪门，但由于党内初选的合法性，坚决不退，从而在民意支持右派的大好形势下败选。社会党的候选人哈蒙甚至是众叛亲离，仅获得不到6%的选票。能够进入第二轮的两大政党都不是通过党内初选产生的候选人，这显然不是巧合。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国民党，2016年大选也首度尝试通过党内初选产生候选人。结果却以不得不临阵换将告终，这也成为惨败的原因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初选方式也不能维持党内的团结，也不能避免党内精英人才的叛离。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想参加社会党的初选，但由于资历太浅，党内反对者众，而且他也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于是他便脱党竞选，并在各种"因缘巧合"之下，最终笑到最后。但社会党却处于崩盘的境地。显然，在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冲突的时候，出于利已本能，西方政治人物往往都会选择叛党、反党、脱党，哪怕对自己的政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也无所谓。

　　公正的说，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而且党纪约束强，薄熙来事件实不过是一个特例，相反西方则是常态。因此中共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继承和创新的角度着力。

　　二是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结合。

　　今日各国政权不过有三大合法性：朝鲜和中东为代表的血缘合法性、西方为代表的程序合法性、中国为代表的绩效合法性。

　　政治改革能成功吗？

　　西方的程序合法性正面临日益强大的挑战。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都是程序合法性结出的恶果。而且一旦产生就无法更改。要么一路错到底，要么等四年或八年，其代价极为高昂。特别是在中产阶级萎缩成为绝对少数的今天，这种程序合法性正面临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不仅西方，泰国和埃及民主的崩溃，也和程序合法性导致的恶果有关。

　　中国的绩效合法性目前并没有遇到任何挑战，美国皮尤公司多年持续的调查也显示中共一直拥有80%以上的支持率。但从理性的角度讲，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在赶超阶段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前人可借鉴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现大的探索失误。就如同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但西方程序合法性在化解这样的重大失误方面有其优势。虽然经济危机肇始于西方，但最后垮台的却是中东阿拉伯国家。

　　所以，在绩效合法式依然有效的情况下，中共必须未雨绸缪探索自己的程序合法性模式，实现两者的结合。

　　三是从本人制度研究的角度，我则认为今天中国的职务权威还不够。比如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仍然花费四年时间才取得"核心"地位，这和西方不管候选人是何背景、有何经历，一旦胜选即拥有职务相对应的权力和权威不同。今天中国获得权力和权力交接制度已经完善，但权力的使用上则仍有弹性。这种弹性增大了权力运作的成本和风险。如果习近平时代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将是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