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3月18日，由于反对国民党在“立法院”30秒“黑箱”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清大学生陈为廷、台大学生林飞帆带领学生占领“立法院”，展开了为期24天的“太阳花学运”。这次学运唤醒了原先对政治冷感的台湾年轻人，大学生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度也明显提高，同时点燃了台湾民众对过度依靠大陆的疑虑甚至恐惧，更预示了台湾政治生态根本的、甚至不可逆的改变。

渐进改变的学运主轴：反黑箱→恐中→反中

3·18学运本身夹杂了许多成分，最重要的三项是：一是对国民党违反程序正义的不满（反黑箱）；二是对两岸经贸互动持续热络的担忧，以及台湾可能因此被大陆“吞并”的恐惧（恐中）；三是以“维护台湾主权”为名，反对与大陆过多的经贸联结（反中，即恐中的升级）。

持平而论，台湾的社运若要造成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其诉求一定要不断加码（扩大影响+媒体对其有新鲜感），并最终一定上升到“统独”的意识形态之争上，若仅仅靠“反黑箱”这个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正当性则弱了很多，一旦上升到“台湾保卫战”这种高度，那正当性则强多了。因此，学运的主轴要从一开始的“反黑箱”，进而上升到“恐中”，最后才到“反中”。

学运实际参与者和支持者大多是在校学生或是年轻的在职者。当时除了在“立法院”周边每天各种人士的开讲，在大学里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以“服贸协议”为主题展开的许多演讲、讨论，许多相关课程（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也因为这则重大时事而对课程内容做了改变，甚至有些课就直接在“立法院”附近上，让学生们能够直接与现场的民众互动，把那个场域作为教育现场。

尽管当时几乎全民都在关注服贸协议的议题，也有许多学生参与其中，但大部分学生并不了解、甚至没看过服贸协议全文，也不具备基本的国际经贸知识，更多是被一些带有偏见的“懒人包”所影响，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前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郑秀玲教授所做的PPT《两岸服贸协议对“我国”的冲击》，尽管有许多人指出了PPT内容中的常识性谬误，但在那个社会氛围下，对此议题有兴趣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相信“懒人包”。

当时学运的讯息透过媒体传回大陆，家人马上联系我询问状况，他们担心“台独”、“反中”的氛围会影响到在校陆生的人身安全。其实真正的运动范围也就是“立法院”周边，而在学校里，或许大家对于服贸协议的认识、态度有落差，甚至“统独”的观念不同，但还没听说过因为这些直接造成在校陆生安全出状况的事情。当然，有个别乡民在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也是无可避免，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作没看见。

有一次上课，我的老师主动把课堂设在了“立法院”边上的青岛东路，希望学生能够跟在场的民众对话，尽管收到了大陆方面传来“不要到现场”的讯息，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当我在现场发表了自己支持台湾签服贸的论述后，老师还鼓励我带着一些感兴趣的学生和现场民众一起讨论。当时的氛围还是蛮理性的，并不像电视画面里那样剑拔弩张。

台湾青年：“大陆让利，与我何干？”

3·18学运得以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青年一代并没有直接感受到大陆的让利。而当时执政者声称的台湾可以因服贸协议从大陆更多获利的论述，并不被台湾大多数青年人所相信，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些获利跟自己有关。而在大陆民众一端则会觉得不解、甚至生气：我都让利给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好反对的？那我们不让不就好了？

上述所描述的现象其实反映了两岸经贸互动过程中的一个盲点：大陆确实在给台湾让利，两岸民众并不怀疑这部分，但是谁真正获得了这些让利？何以大陆让了利，而台湾民众普遍感受不到呢？

这跟过去大陆长期依靠特定的政党和相关团体来作为自己在台湾的“代理人”有关，很多让利都是通过他们来往下发放，换句话说非这个群体的支持者，就很可能无法真正“共享两岸发展成果”。古语云，人不患寡患不均，没有直接感受到两岸经贸往来红利的台湾民众当然不满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只要机会和理由充分，自然就“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