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有个大嘴巴上司，有时候也是一件蛮烦恼的事情。比如最近在伊拉克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就不得不替他的上司——特朗普擦屁股。

“全体美国人都一直支付天然气和石油的费用，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这样做……我们绝不是在伊拉克抢夺石油。”这是马蒂斯在被媒体追问是否和特朗普立场“保持一致”时的最新表态，就是不知道他回去会不会被老大罚鸡腿。毕竟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曾多次表示，美国应该把控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占领和战争，他认为，如果美国当初牢牢把控石油资源，那么不仅能够帮助美军获得大量资金，而且能够斩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资金来源，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美国应该留住一些石油资源”。

到底谁在说谎，恐怕只有他们本人知道，但特朗普对伊拉克问题的重视却是有目共睹。他曾经在大选中多次就伊拉克问题表态，认为“伊拉克战争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一方面，特朗普认为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比如在去年9月他曾在演讲中表示，伊拉克战争的发动彻底破坏了中东的政治稳定，称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

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批评美国在伊拉克战后的行为不当，比如他认为，美国没有占有石油资源，这让伊拉克的极端组织发展壮大，此外他还认为，美国不合时宜地撤离伊拉克，导致伊拉克出现权力真空，极端组织因此得以做大做强，而伊朗也得以向伊拉克渗透，扩张自己在伊拉克的影响力。

客观的说，特朗普在伊拉克战争形势上的表态，比如美国发动战争造成了伊拉克的混乱，美国在伊拉克政策不当造成了伊拉克社会分化，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撤军导致了伊拉克权力真空，这些论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较为客观的。而特朗普对于伊拉克的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要通过强力和国际合作，来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最终消灭特朗普口中“美国最大的威胁”——“伊斯兰国”。

特朗普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首先是因为他本人对于前任政府领导人外交政策的修订，这点也毋庸置疑。任何国家的任何领导人，往往在上台以前，都能够洞察，或者自以为洞察，当任领导人的诸多错误，因此上台之后，做出一定的改变，发出一定的批评，无可厚非。

但特朗普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和其顾问团队，尤其是安全和外交方面团队领导人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关键职位上，特朗普的政治“伙伴”，大多有着在伊拉克服役的履历，比如这次访问伊拉克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就曾经在美军驻伊拉克和阿富汗部队担任过指挥官，在2010年还担任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马蒂斯在战场上表现也很凶猛，比如他指挥了2004年攻打逊尼派重镇费卢杰的战役，随后声名鹊起。因此对于马蒂斯来说，伊拉克的局势时刻牵动着自己和“老战友”的神经。

除了马蒂斯，特朗普身边的顾问也大多有着伊拉克履历。刚刚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就长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并且担任过中央司令部的情报部门主管，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弗林在中央司令部期间，见证了伊拉克“伊斯兰国”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崛起，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反恐行动的失败。

比如现在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当时曾经被美军拘捕并关入伊拉克监狱，但是随后不久即被释放。对此弗林坦然表示：“事实上，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而弗林去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前，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候，也坦诚自己对于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决策上的“失望”，表示自己多次撰写报告称伊拉克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但是最终这些建议都“被忽视”了。弗林的感叹，显示出其本人对美国在伊拉克失败的不甘心。

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麦考马斯特

刚刚上任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麦考马斯特，同样具有伊拉克背景。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麦考马斯特就曾经率领美国陆军第二骑兵师，在战斗中重创伊拉克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真主师”。除了在战场上与正规军作战成功之外，在2004年，麦考马斯特曾负责肃清伊拉克西北部重镇特拉阿法尔的极端分子（如今特拉阿法尔在“伊斯兰国”控制下，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教派构成，使得该地成为了“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库尔德人、叙利亚库尔德人、土耳其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争夺的焦点）。在该战役中，麦考马斯特摒弃了过去美军作战的“突袭打击”战术，转而前期重视情报搜集，已经拉拢当地民心。麦考马斯特在城区的关键地点都设立了美军的检查哨和岗哨，并且鼓励当地人提供极端组织人员的情报和信息，打破了过去美军“来了就走”导致极端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大而不灭”的僵局，在短期内恢复了特拉阿法尔的稳定。为此麦考马斯特声名鹊起，并且受到了布什总统的表彰。因此对于麦考马斯特来说，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也很可能会刺激着这位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卧薪尝胆”，希望在伊拉克再有一番作为。

除了马蒂斯、弗林和麦考马斯特，特朗普周围还有一些拥有伊拉克履历的军队高层，在对特朗普的伊拉克政策施加影响。其中一个就是美国退役陆军上校德雷克·哈维。哈维曾经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东项目主任，也是美国总统和白宫负责中东和北非事务的特别助理。哈维可以算是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最早指出伊拉克存在“极端化”危险的人，因此受到了特朗普的重视和关注。

早在伊拉克战争2003年结束后不久，哈维就注意到了伊拉克国内尤其是逊尼派群体可能出现的极端主义倾向。他认为，萨达姆政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利用宗教尤其是逊尼派教义，逐渐代替了“复兴社会党”的学说，来塑造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宗教身份的回潮，使得伊拉克境内尤其是逊尼派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而在哈维看来，美国在伊拉克战后推行的政策，尤其是将所有伊拉克萨达姆时期政府军官兵遣散，导致了这些人失去生存来源，其极端化也就不可避免。

另一个特朗普中东政策的重要智囊是陆军上校乔·雷伯恩。雷伯恩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和叙利亚项目就职，曾经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伊拉克的书籍《美国之后的伊拉克：强人、教派和抵抗》。

美国退役陆军上校麦克·贝尔，也是重要人物。贝尔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海湾项目部担任主管，有着在美国驻欧洲和中东国家军队担任军官的履历。贝尔不仅军旅生涯丰富，还曾经是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国际安全事务学院的院长，可谓“书生武将”，文武双全。

这些特朗普身边伊拉克政策的关键人物，无论是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麦考马斯特，还是哈维、雷伯恩和贝尔，都和另一个美国军界情报界重量级人物有关，那就是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军驻阿富汗和伊拉克指挥官的彼得雷乌斯关系密切，算是彼得雷乌斯的“门徒”。

彼得雷乌斯

比如哈维在2006年退役后进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DIA）担任情报分析人员（以非军事人员身份），其出色的分析成果，引起了彼得雷乌斯的注意。彼得雷乌斯力主将哈维调入中央司令部，并且授权哈维单独组建一个自己的情报机构，来帮助分析阿富汗局势（当时彼得雷乌斯是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当时哈维通过分析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只要美国总统和政界领导人能够持续强力为阿富汗“输血”，阿富汗的极端分子就能够被彻底打倒。而随着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采取撤离政策，在彼得雷乌斯离职后，哈维也失去了职务，转而到南弗罗里达大学担任老师。但是根据哈维朋友们的描述，哈维认为，奥巴马政府的软弱无能，导致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而彼得雷乌斯的履历，也让人们对于特朗普时期，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会采取的态度，多了不少关注。

当特朗普在伊拉克问题上表态，认为美国举措失当之时，一方面这是特朗普“大嘴巴”特有的“特氏宣传法”，确实赚足了眼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特朗普身后的安全智囊所具有的伊拉克履历，以及对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伊拉克战场上举措软弱的失望。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的顾问，大多有着长期的军界和情报界背景，长期关注伊拉克的情况，使得他们对于伊朗有着深深的危机感，更希望通过放手一搏，来扭转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因此，特朗普在伊拉克议题和制裁伊朗议题上的努力，恐怕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