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后，关于美国无力维持自己创立的世界秩序的言论便不绝于耳。但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战略家罗伯特·卡根却提出疑议，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俄罗斯的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都不会换来相应的安全承诺和利益交换，反而会助长他们更进一步攫取世界权力的野心。所以，他认为如果美国从世界秩序中撤出，如果美国及其领导的盟友无法同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有效的实力对抗，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退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不过，同时他也提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地区发挥重大作用，俄罗斯也如此。美国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也不应该希望俄罗斯崩溃。美国甚至应当欢迎某种形式的竞争。】

想想今天世界上的两个重要趋势吧。一是两个修正主义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野心和行动主义与日俱增。另一个是民主世界——尤其是美国——维护1945年以来在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信心、能力和意志不断衰退。两个趋势越来越近，美国及其盟友维护现有世界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在衰退，而两个修正主义国家改变现有秩序的欲望和能力则在增强。

我们将迎来现存秩序崩溃、世界堕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一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三次了。而历史倒退的代价，无论是生命还是财富，自由还是希望，都将是巨大的。

美国人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的根本稳定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他们会抱怨美国维护这种稳定要承受的重担。然而历史表明，世界秩序确实会崩溃，而且通常都是意外地、迅速地、猛烈地。

18世纪后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顶点，但突然间，欧洲大陆就坠入了拿破仑战争的深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最聪明的人都预测大国争霸的时代结束了，因为通讯和交通革命将经济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在四年后就爆发了；20世纪20年代，战后的表面平静很快就转变成30年代的重重危机，以及另一次世界大战。

在这样的经典场景中，无论今天我们位于何处，这两条趋势的交点依然不得而知：我们距离下一场全球危机是3年？还是15年？不管怎样，我们正在那条路上，这一点不会错。

尽管现在判断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对于上述两条趋势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已有的迹象表明：新一任政府更可能加速危机的到来，而不是延缓或者令其转向。与俄罗斯的进一步和解只会让普京更加大胆，和中国艰难的对话则可能令北京用军事来试探新政府的决心。而新总统是否做好了正面交锋的准备，尚不清楚。但眼下，对于自己言语和行为的未来后果，他似乎也不怎么在意。

中国和俄罗斯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大国。虽然它们从没有在外国身上享受到像今天这样的安全——俄罗斯传统的敌人在西方，而中国传统的敌人在东方——它们仍然对现存的权力安排不满意。两个国家都力图恢复在各自区域内的霸权统治。

对中国来说，那意味着统治东亚，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那些顺从北京意愿，并迎合其战略、经济和政治喜好的国家；也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退至东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之后。

对于俄罗斯而言，那意味着在中欧、东欧和中亚的霸权。在莫斯科眼中，这些地方要么是帝国的一部分，要么位于其势力范围。

在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中，北京和莫斯科都力图矫正它们视为不公平的权力、影响和荣耀的分配；而作为专制国家，它们也都感到了来自国际体系的民主强国和周边民主国家的威胁；它们都将美国视为自己野心的拦路石，因此汲汲于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安全秩序，以免挡了它们实现自身“天命”的大道。

曾经的美好

不过直到最近，俄罗斯和中国在实现其目标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主要是国际秩序本身及其主要促进者和捍卫者的力量和团结一致。美国主导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体系，特别是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关键地区，向中国和俄罗斯展现了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曾经提到的“现实实力”（situations of strength）：要求两国谨慎地追求自己的野心，并且自冷战结束以来，要求其推迟打破国际体系的努力。

迪恩·艾奇逊

这一体系既以积极方式，也以消极方式制衡了它们的野心。在美国居首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主要以受益者身份参与美国创造和维持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只要该体系能继续运作，他们参与其中而不是去挑战和推翻它，就会获得更多好处。

然而，国际秩序在政治和战略方面对两国造成了损害。民主政府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二十年的成长和活力，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统治者维持控制的能力构成了持续威胁，而且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们认为民主制度的每一个进步——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在地理上已推进到它们的边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个理由挺充分：独裁权力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时期开始，就一直担心自由主义的传染。毗邻的民主国家，信息在全球无法控制的自由流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危险结合——这些都对那些把本国的不稳定力量控制在手里的统治者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支持的民主秩序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持续挑战，自然使它们对这个秩序和美国抱有敌意。

但是直到最近，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优势阻止了他们直接与现有秩序对抗。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担心与美国不成功的对抗可能对他们在国内的合法性造成影响。即使是普京，也只是反对门户开放，就像叙利亚那样，美国在那儿被动地应对他的探查。甚至只是面对边缘化的美国和欧洲反对派，他都像在乌克兰时那样更加谨慎。

对中国和俄罗斯雄心的最大制衡，是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军事及经济实力。

中国虽然越来越强大，但不得不考虑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一些通过联盟或共同战略利益——包括日本、印度和韩国——走到一起的区域性强国，以及虽然较小但也有实力的国家，如越南和澳大利亚。

俄罗斯则不得不面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当它们联合起来，这些美国领导的盟国就对修正主义大国构成了艰巨的挑战，而后者自己可以求助的盟友很少。即使中国人在（未来的）冲突——例如针对台湾的军事图谋或在南海或东海的海上战争——中取得早期胜利，他们也必须应付世界上一些最富有、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工业生产力，以及无法进入自身经济所依赖的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而一个较弱的俄罗斯，由于人口减少，经济又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将面临（比中国）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