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选候选人菲永的《征服伊斯兰极权主义》一书。

穆斯林禁令预示西方政治未来

本周，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发文，认为有关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的争论不是一个孤立事件。相反，它预示着西方政治的未来。

特朗普在“穆斯林禁令”上遭遇的种种障碍，令人很容易将其整个想法看低为一种很快会被司法体系和舆论法庭送入历史的偏差。然而，这或许是一种误解。它回应了对伊斯兰的敌意和对安全及文化同质的渴望，而这两者在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在极右翼人群中——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作者认为就算特朗普的禁令被撤回或被修改，可能仍将是美国和欧洲反复努力的开端，其目的是限制穆斯林世界的移民进入西方。

包括刚刚辞职的弗林在内，特朗普最亲密的顾问深信正卷入一场拯救西方文明的斗争，这一事实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关键。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位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上发誓要保卫的是“文明世界”——而不是里根或肯尼迪或许会自然用到的“自由世界”一词。

这种以文明甚至种族看待西方、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或体制看待西方的倾向，也有助于解释特朗普团队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同情，以及对默克尔领导的德国的敌意。一旦把西方看成“犹太教-基督教(Judeo-Christian)文明”的同义词，普京看起来就更像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位俄罗斯总统与东正教(Orthodox)教会的密切关系、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以及他在车臣和叙利亚所展示的与伊斯兰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的意愿，都令他成为盟友。相反，默克尔允许逾10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进入德国的意愿，令美国另类右翼将她视为西方文明的叛徒。特朗普总统就曾将这位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称为“灾难性”错误。

班农通过他原来掌管的Breitbart新闻服务，与欧洲的极右翼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后者与他一样，对伊斯兰和移民抱有敌意。相信西方正与激进伊斯兰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想法，显然鼓动了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Front)的领导人马琳勒庞，她最近提出：“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必须建立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略联盟……让我们停止争吵和不必要的争论，威胁之大，迫使我们快速、齐心协力地行动。”

这些观点并不仅限于法国的政治极端人士。中右翼的法国大选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Fillon)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征服伊斯兰极权主义》(Conquer IslamicTotalitarianism)的书，该书包含了弗林式的宣言：“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当中，对抗一个既不知道疲倦，也不知道停战的敌人。”法国前欧洲部长皮埃尔勒卢什(PierreLellouche)也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无休止之战》(War withoutEnd)的书，主张伊斯兰主义相当于21世纪的纳粹主义。

秉承特朗普对伊斯兰的观点的极右翼政党也正在荷兰和德国崛起。英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士认为，对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的敌意——这种敌意超过了欧洲——是触发去年英国投票退欧的不满情绪背后的因素。

不仅美国和欧洲有人认同班农-弗林-特朗普对伊斯兰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国家面临来自激进伊斯兰的根本性威胁的想法，也是印度和以色列政治中右翼势力的推动力之一。

作者认为，就算特朗普在针对难民和移民的行政命令之战中失败，他也很可能会重返战场，推出进一步的举措

并且，美国和欧洲几乎不可避免会遭受更多激发这种恐惧和敌意的圣战分子袭击。同时，促使人口从穆斯林国家流向美欧的长期人口趋势在未来数年只会加剧。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贫困北非的人口比欧洲年轻得多，而且还在快速增长。

著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任教哈佛大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专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 视觉中国 图

全球公民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近日，著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任教哈佛大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专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ProjectSyndicate发文，讨论在当下的时代全球公民权意味着什么，大同主义值不值得倡导。

去年10月，英国首相梅驳斥了全球公民权的思想，这令许多人感到震惊。“如果你认为你是世界公民，”她说，“那你就哪里的公民也不是。”

她的话引起了财经媒体和自由派评论家的一片批评和警告。“当今最有用的公民权形式，”一位分析师向她呛声，“就是不但要致力于伯克希尔教区的福祉，也要致力于整个地球的福祉。”《经济学人》称之为“反自由”转变。一位学者指责她的演讲背弃了启蒙运动价值观，警告这是在“呼应1933年”。

罗德里克称自己知道“全球公民”是个什么玩意儿：他生长在一国，生活在另一国，并持有两国护照。撰写国际经济学文章，工作让他要访问非常边远的地区。在其他国家旅行的时间比在两个承认他的公民地位的国家都要多。他身边的同事大部分也都出生于国外。

但梅的话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她对世界公民权的驳斥充分说明了罗德里克这样的世界金融、政治和技术官僚精英，如何与同胞拉开了距离，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牛津英语词典》对“公民”的定义是“法律承认的一个国家或联合体的主体或国民。”因此，公民权假定了一个既成政治体——“一个国家或联合体”，公民是它的一名成员。国家构成这个政治体，世界则否。但全球公民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真正的公民权包括与共同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其他公民互动和商议（deliberating）。它意味着对决策者进行问责以及参与政治以影响政策结果。全球公民权不包括类似的权利或责任。没人需要为他们负责，也没人需要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他们充其量只能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观念相似的个体构成共同体。他们的对应概念不是各国的公民，而是其他国家中自视为“全球公民”的人。

如果本地居民的福祉与外国人的福祉发生冲突——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漠视同胞不是败坏所谓的大同主义精英的名声吗？

经济学的教诲是，国家应该保持经济开放，采取可靠的审慎监管和充分就业政策，这不是因为它们对其他国家有利，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做大国内经济蛋糕。

罗德里克称，在推进贸易协定时，躲在大同主义身后是凭借自身“硬”赢得政策战斗的拙劣替代品。并且这会降低大同主义在我们真正需要它时——比如在遏制全球变暖时——的价值。

在解释不同身份——地方的、国家的、全球的——之间的冲突方面，最有洞见的也许是哲学家基瓦姆·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Appiah）。在这个“地球挑战和各国互联”的时代，他针对梅的演讲写道：“感受人类共同命运的需要从未如此强烈。”罗德里克认为无法反驳。但大同主义者常常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角色的困境，他们发现，自己越是热爱普通意义上的人，就越少热爱特定的人。全球公民应该担心，他们崇高的目标切不可演变为推卸他们对同胞的责任的借口。

人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接受它的一切政治分歧，而不是生活在臆想中的世界。罗德里克提醒，服务于全球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履行真正重要的政治制度中的责任：即那些现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