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在21世纪地缘战略上具有非凡意义。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才会于2011年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声称：“美国是个太平洋国家，我们不会离开这里。”但如今美国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海军也无力阻吓中国在南海、东海的崛起。美国未能向其亚洲伙伴和对手展示自身具备作为亚洲常驻力量的决心和资源。

由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缩小，特朗普的亚洲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近日提议在该区域增强军事存在。然而，单单“以实力促和平”，忽略经济接触——后者正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战略作用——极有可能适得其反。美国的军事化行动不但无益于地区安全，反而会彻底暴露美国防务和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对华遏制战略，加深中国政府的戒心。尼古拉斯·波罗茨和我曾于今年10月在《纽约时报》发文“华盛顿应在太平洋停止军事化进程”，因为这样做只会挑起中国的攻击性，加速美国撤离太平洋的脚步，甚至引发大国战争。

笔者：把太平洋军事化，无助于地区安全局势

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投资亚洲盟友，一方面巩固美国在地区内的经济与军事纽带，试图以此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亚太“再平衡”。而今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美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兴趣却在下降，亚洲的实力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令人忧虑的是，特朗普及其幕僚十分强调美国军事实力，可能埋下超级大国冲突的隐患。

美国领导人不应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而须保持坚毅、平和的心态，意识到美国核心利益不会受损。事实上，我们所见证的，恐怕是历史恢复原状的过程——中国在周边地区享有对“朝贡国”的主导权。在欧洲帝国主义于17、18世纪，美国于19、20世纪到达亚洲之前，中国原本就是该地区的常驻性超级大国。

许多美国人可能对此略有印象：西奥多·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期间（1901-09），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巨幅扩张。随着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其后，麦金莱政府又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菲律宾和关岛两块殖民地。

其实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家就已提出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贸易方面。纽约州议员威廉·西沃德（后来担任林肯的国务卿）在1852年表示，亚洲很快会成为世界大事的“重要舞台”。1856年他又声称：“我们已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混乱的政局导致美国介入二战，直接派遣部队抗击日本，最终凭借两颗原子弹把日本拉回了谈判桌。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安全保障者的角色，以维持亚洲地区的繁荣稳定。然而，全球实力平衡的局面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军事方面，美国在韩国、日本和关岛部署数万军力，并将在菲律宾新建军事基地，构建从南太平洋直抵东北亚的同盟体系。

如今，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半，截至2020年其军事支出将与美国基本持平。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对盟国的屡次质疑以及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论调，使人不禁怀疑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盟友的承诺还会维持多久。美国总出口有六成销往亚洲，其中农产品出口比例高达72%。但若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桥梁，美国对亚洲的经济影响理将显著下降。

显然，美国在亚洲具有相当大的软实力。多项民意调查显示，长期以来，亚洲一向欢迎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及美式文化。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亚洲国家仍然支持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

然而，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前者力压欧盟和美国，成为了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能对周边国家立场产生重大影响，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拉近了和中国的关系，随即便在投资协议中尝到了甜头。

由于在国际金融机构无法获得更大的领导权，中国发起了大规模贸易倡议，试图重构区域经济秩序以适应其大国地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足以取代由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

此外，中国还将不断试探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和安全承诺。如今看来，中国已逐渐掌握周边地区的主导权，其最终目的是将美军赶出第一、第二岛链——正如美国在19世纪奉行的门罗主义一样。

乍看之下，美国作为太平洋地区常驻大国的地位不会因此产生动摇，但许多因素表明，美国绝不应认为掌握地区主导权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崛起之迅猛，令美国政策制定者咋舌，战略思想家甚至无法根据现状快速做出反应（南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奥巴马曾声称：“美国将在21世纪对亚太地区倾注全力。”如果美国政府各部门无法制定全方位政策应对亚洲地区的挑战，奥巴马的宣言恐怕是一纸空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不应仅仅包含向西太平洋增派舰队，更应包括参与建设地区贸易秩序以及积极维护美国与核心盟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