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月，主张民主的政治人士梁颂恒在香港宣誓就职时用了一个被普遍认为具有贬义的词指代中国。他肩上还披着一个写有“香港不是中国”字样的横幅。

香港——数千人周日在香港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的一项预料之中的裁决，它将有效阻止两名新当选的政治人士在这个半自治区的立法机关就职。

这项裁决于第二天宣布。它是在30岁的梁颂恒(Sixtus Leung)和25岁的游蕙祯(Yau Wai-ching)这两名准议员在上个月香港立法会的宣誓仪式上发表争议性言论后做出的。他们宣誓时用“支那”代替“中国”。很多人认为“支那”这个词具有侮辱性，因为“二战”时日本在占领中国期间就是用“支那”指代中国。游蕙祯还在誓词中插入了脏话。

香港是一个拥有730万人口的前英国殖民地。2014年，因中国政府拒绝该地区自由选举的吁求，这里爆发了主张民主的示威活动，所以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些紧张。这两位政治人士曾主张，香港应该从中国独立出来；两人在宣誓会上的言论被广泛视为轻蔑之举，成为政治危机再起的催化剂。

“支那”一词从何而来？

据历史学家约书亚·A·福格尔(Joshua A. Fogel)2012年的一篇文章称，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Aoki Masaru)认为，“支那”一词始于早期梵文对“秦”——2000多年前统一中国的王朝——的音译。在许多西方语言里，中国的叫法恐怕都跟秦这个名字有关。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在将经文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该词进入中国，后又传入日本。在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担任教授的福格尔写道，日本人使用“支那”这个名字已有几个世纪，但主要是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史学教授徐国琦指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中国没有正式的标志和宪法。他正在写一本名为《中国概念》(The Idea of China)的书。中国的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是满族入侵者于17世纪建立的。清末，中国的很多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比如梁启超和章太炎——使用“支那”这个说法，“不带任何暗含的贬义，”他说。

韩国首尔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的中国研究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称，“支那”是这些知识分子称呼自己国家的诸多名字之一。他补充说，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参与了反对满族的抗争，并流亡日本。

“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被并非中华民族的满族入侵者窃取了几百年，当时他们正努力复国，”鲁乐汉说。他表示，当时他们在为这个新国家寻找一个有别于清朝的名字。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把“支那”视为贬义词？

福格尔在2012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历史上在指代中国的所有说法中，支那带有“最令人不安的中国观点”。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研究教授杨凯里(Jan Kiely)在接受邮件采访时称，从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日本帝国在侵略中国领土期间用这个词指代中国，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感”。杨凯里教授称，对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支那激起了被占领的痛苦回忆，并暗含中国人天生是劣等人的大日本帝国意识。

周一，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对梁颂恒和游蕙祯使用这个词进行了谴责；基本法相当于香港的小宪法。“对于侮辱国家和民族，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进行声讨，”李飞在北京对记者称，“我希望香港广大民众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惨痛历史，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侵占香港也犯下了滔滔罪行。”

杨凯里教授称，在过去20年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也部分由于国家出钱修建的纪念这场战争的纪念馆、博物馆、展览和纪录片激增，中国人对“二战”的公众记忆风起云涌。

如果“支那”这个词可能被视为对中国人的贬损，那么那两位香港政治人士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誓言中使用这个词？

鲁乐汉教授称，那两位政治人士似乎是想把中国政府目前对香港的控制与日本在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进行讽刺性比较。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是在通常旨在表明服从中国政府的宣誓仪式上发表的。

“所有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都很有趣，但在一定程度上，”他说，“他们这样做是想表明，他们拒绝以被要求的方式去服从。”

但是，这两位宣誓人的批评者也包括推动香港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香港人士。这怎么解释？

梁颂恒在立法会宣誓后表示，他把中国发音成“支那”是因为他的香港口音。但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社会科学教授成名(Ming Sing)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些香港人认为那种解释是“道德上的虚伪”，因为梁之前曾抨击主张民主的议员不愿挑战中国政府。

“人们认为，他是在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成名教授说。

成名教授称，很多香港人也认为，这两名政治人士在宣誓仪式上的言论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重新解释《基本法》的借口。《基本法》是1997年英国把香港还给中国之前通过谈判达成。他说，他们担心《基本法》或许会被“有可能破坏香港的法治和政治自由的方式”进行解释。

触及“核心利益”，北京对香港不惜杀一儆百

Thomas Pet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今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最近对香港立法会席位的干预，显示出习近平有多么重视主权问题。

北京——多名外交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往往会例行公事地用单调的话语反复说要点。但是，一旦涉及到对中国主权的挑战——比如香港的抗议活动——他会大声直言。

“他枯燥地照本宣科，”一位西方官员谈起这样一次会面。“但论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那些争端时，他会抛开讲稿，充满激情地发言。”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做出如此迅速而激烈的反应，阻止两位支持独立的政治人士取得香港立法会的席位，这要从习近平对主权的总体认知上入手。

“他会让你明白这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位西方官员说道。此人选择匿名谈论与习近平进行的一次闭门会议。

由共产党控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一做出干预，实际上阻止了这两人就任，称他们在宣誓期间诋毁了北京政府。

梁颂恒(Sixtus Leung)和游蕙祯(Yau Wai-ching)于今年9月被选入香港立法会，其竞选是在一个支持独立的平台上展开的。在上月宣誓就职期间，他们使用了一个被普遍认为对中国有贬损意味的词，游蕙祯还加了一句常见的脏话。

要解决目前的僵局，也有一些不那么严苛的办法。比如，又名“Baggio”的粱颂恒和游蕙祯同意以正确的方式重新宣誓。香港立法会主席表示，立法会应该自行决定自己的事务。就连忠于北京的行政长官也愿意将决策权交给香港司法机构。

但情况却未能如此。

“本可以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处理的事，”前香港法学教授、如今在华盛顿担任研究员的戴大为(Michael C. Davis)说，“变成了一场宪法危机，让北京有了一个推进主权议程的机会。”

或者像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理查德·C·布什(Richard C. Bush)所说的，“中国领导层没有像它本该的那样无视独立和地方主义的情绪，反倒给它打上了聚光灯。”

北京认为自己必须做出强烈的反应，对这两位任性的政客进行惩罚，以警示他人。

“有些人觉得没必要担心，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赢得独立，觉得他们的力量太小，”在深圳担任法学教授的邹平学在电话里说道。“但这里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港独现象会逐渐扩大，进而失控。”

做出惩罚的反应，和习近平的性格相符。他曾发起猛烈的反腐运动，令数以千计的官员入狱。而且，将香港抓得更紧一些，也符合他给自己设置的领导民族复兴的定位，他把这看作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任务。

早在出现这场骚动之前，习近平自去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表明，他希望改写、推翻或忽视那些妨碍他行使在他看来属于中国的权力的法规，不管它们是在哪里。

一些香港书商因贩卖有关中国权贵的俗艳故事，被突然抓到大陆。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者，尽管已经被联合国以难民的身份予以保护，还是从泰国被偷偷带回中国。中国拒绝接受一个国际仲裁机构否定中国大部分南海海域领土主张的裁决，尽管它签署了支持这一裁决的条约。还有秘密警察前往海外，诱使潜逃官员从美国和其他没有跟北京签订引渡协议的国家返回中国。

对于介入它拥有主权的香港的事务，北京有更具说服力的法律依据。但根据1997年香港从英国回归中国时达成的协议，北京同意让香港保持独立的制度五十年不变。

长久以来，北京一直把香港是看作一个令人担忧的桥头堡，后者纵容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书籍和人渗透到与之毗邻的大陆。但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领导人一直不太倾向于干涉这里的事务。香港有自己的司法自主权和自由，它们受到一部被称为《基本法》的微型宪法的保障。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克制消失了。

2014年，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香港的政策文件，让许多香港人颇为不安。他们认为这个文件会削弱他们的法律保障。接着出台的香港选举计划远远不能实现许多香港居民要求的差额选举，香港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占据了市中心的多条街道，时间长达三个月。

以失败告终的抗议活动，激起了由香港年轻人组织的小型独立运动。大多数居民认为他们的要求是不切实际或不可取的。但在今年9月的选举中，活动人士在立法会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倾向性的规则保障下，这个立法会是以支持北京的政治人士为主导的。

对于中国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对本该保障香港司法独立的《基本法》进行解释，律师们意见不一。尽管如此，此举还是引发许多香港人的不安，因为它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法院就两名政治人物是否取得席位做出裁决之前。香港有植根于普通法的独立传统。

“它打断了一个正在进行的案件，香港法院还没有做出判决，”前法学教授戴大为说。“这无疑这会引发人们对于香港司法制度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担忧。”

现在，香港法院必须根据中国的释法来裁决这个案件。依照它的释法，哪怕是正确宣誓就职的议员，如果被发现缺乏诚意，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该决定已经在香港引发街头抗议，场面让人想起2014年的示威活动。

然而，中国立场的捍卫者表示，中国领导层不会像以前那样退让。

“有些人讲人大要自我约束，权力不要用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周一对记者讲道。“我们讲权力必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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