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央行”正唿之欲出。据陆媒近日报道称，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可能在今年召开，会议将推出新的监管机构改革计划，目前暂定效仿英国的“超级央行”模式。

　　具体设置是：中国央行上升为副国级部门，由央行下设一个金融管理局，负责外管局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统称“三会”)的协调监管;同时下设综合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独立于央行其他部门，直接对“三会”进行监管，“三会”则降为副部级单位。

　　“由于中国央行和三会都属于部级单位，而且彼此间的权责有重合的地方，因此有些政策不免会统筹不佳，产生冲突。”

　　瑞惠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由于“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导致金融市场机械分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情况，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如在表外业务中，金融衍生品交易占相当大比重，而且近些年来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发展迅速，均属于金融关键的盲点，然而，中国央行和证券管理当局似乎都无明确的监管责任。

　　长期以来，职责不清、监管重叠、效率低下、信息不畅，是中国金融分业监管的弊端。由于监管机构对监管理念和具体问题认识有差别，配合上利益分割因素，中国金融领域不仅存在众多盲区、而且金融监管部门间也是矛盾丛生。

　　另外，随着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崛起，金融创新手段、金融衍生品和交易方式层出不穷、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开辟新的金融业务，在混业经营模式下，分业监管模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例如，平安、中信、光大等金融控股集团，旗下业务涵括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多项领域，虽无混业经营之实，却有混业经营之形。而互联网金融公司更是开发出更多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而这些产品以及提供的产品流程，不是一个监管部门能够全覆盖监管的，一旦风险爆发，就会快速向多个金融领域扩散。

　　鉴于此，仿照英国超级央行的金融监管模式，得到中国高层初步认可，目前正紧锣密鼓处于筹备中。

　　资料显示，在金融危机前，英国和中国类似，金融监管制度呈现“三龙治水”状态。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实施货币政策，同时关注整体金融稳定;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负责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统一实施微观审慎监管，并对金融行业行为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英国财政部负责金融监管总体框架设计和相关立法。

　　危机爆发后，上述监管体制暴露出重大缺陷：一是三大监管机构间缺乏高效的交流与合作，当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应对能力不足;二是金融体系缺乏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和跨市场风险防范。为实现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首先，在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定义、监测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英国金融体系稳定。

　　其次，将原金融服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审慎监管局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下属机构，负责对银行、保险公司、投资机构(包括证券投资公司、信托基金)等主要金融机构实施微观审慎监管;金融行为监管局成为独立机构，主要负责PRA监管范围以外的金融机构监管以及金融市场行为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再次，赋予金融政策委员会两权：一是指令权，即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就特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作出决策，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差别化资本金要求等，要求审慎监管局或金融行为监管局实施;二是建议权，即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向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提出建议，监管机构若不执行，需要做出公开解释。

　　最后，英格兰银行负责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行审慎监管。同时强化英格兰银行处理危机的能力。

　　结合中国现实环境，由央行牵头一切顺理成章。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体系流动性最后提供者，只有打破现行监管框架，才能改变目前只能获得零散化的信息碎片的局面，从而掌握最全面的监管信息，并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来应对突发情况，将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之中。

　　另一方面，监管银行原本就是央行的应有之义，银监会本就是从央行分离而出的。而对保监会和证监会来说，央行监管虽然间接，但货币政策就是通过一个市场传导机制进行的，操作者就是各家金融机构，包括信贷收紧和放松都需要各家金融机构来配合。将央行排斥在监管体系之外，金融监管有效性势必会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