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两个词来高度概括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执政风格，那么用“仗剑”和“酿蜜”来形容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这既是习近平执政一周年之际外界的共识，也不断被第二年、第三年内政外交各个场合的做派所证实。事实也证明，这种一手仗剑一手酿蜜的做法是明智的，剑为官所仗，蜜为民所酿。也正是源于其针对官民两个层面全然不同的治理模式，不仅让官不聊生成为常态，民意沸腾支持率飙升，也助推其成为继毛邓之后的全面超越江胡且实至名归的“核心”。

　　习近平为何能成为“核心”？成为“核心”又意味着什么？上台至今，贴在这位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位总书记头顶的标签数不胜数，比如布尔乔亚的帝王、习皇帝、改革新设计师、年轻版邓小平、翻版毛泽东……这些称谓，要么酝酿着情绪，要么外溢着治国理念，要么直接表达着每一次“加权”后的担忧。然“核心”作为中性词，既没有情绪，也没有担忧，有的只是习近平如何以“核心”作为支撑点，撬动世界的同时，也让中国走向全面的复兴，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感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存在。而且这股无形的力量，不同于毛时代让中国人站起来，也不同于邓时代让中国人富起来，更多的是让中国人真正强起来。当然，这里的强，既有物质层面的强，也有精神层面的强。相较于前者，后者的强更为彻底长久，也更能凸显出这股力量的可贵。

　　睡狮醒来

　　不同于江泽民的顺应大势而为，也不同于胡锦涛的稳扎稳打，习近平虽然也是通过中共内部传统机制遴选出来的总书记，也有得天独厚的红色基因，但是因为其在十八大前并不为外界所熟知，故而其政治前途并不被外界看好。然而，三年多的执政时间里，民意几度沸腾，有人在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击节叫好，有人在为无差别的反腐运动大喊痛快，有人在为中国领袖在外交场合的纵横捭阖鼓与呼，也有人在为世界不再单纯以经济成就看待中国这只醒来的狮子而骄傲自豪……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次携六常委集体亮相就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句“让大家久等了”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轻松自如的大国领导人，他的讲话平实直白、亲和自信，也能给人以鼓舞。就职演说之后，习近平时代正式开启，公众也因此得以窥探这头醒来的和平狮子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张弛有度。

　　在内政上，习近平始终持着利剑，未曾辜负核心之名。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上不封底不设指标的反腐，无不深刻可感地改变着中国的官场生态。在整风方面，习近平刚上台不久，就搬出“八项规定”扫除长期以来备受民众诟病的官场积弊。正人先正己，为了让规定落到实处，习近平身体力行，出巡考察不封路，坐镇指导“批斗会”，根除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翻天覆地的改革举措，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重大领域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多方面改革，不仅让其成为西方媒体眼中最具雄心的大国领导人，也具体而微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至于反腐，风浪已经高潮迭起，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大老虎更是成为最耀眼的成绩单，习近平也因此掳获了节节攀升的民意支持。如果说当习近平喊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时，人们还在质疑当局的反腐决心，那么待到硕大老虎和一众苍蝇疾风骤雨般的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后，恐怕任谁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在外交上，习近平所接手的中国，决定了其很难再沿着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亦步亦趋。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强大，军事和武备亦有大幅跃升；另一方面，大国关系、周边态势则很差，中国同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东盟中的一些声索国，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两方面因素的夹击，再加上习本身的性格中的强势，使得中国外交有了过山车式的急转弯，一改保守策略为出动出击和积极有为。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除了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外，也少不了作为核心的习近平的推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多边和双边项目的启动也显示，中国并不仅仅满足于搞好周边外交，而是希望利用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力和应对战略挑战。同时，中国还希望打破西方国家对其崛起的束缚，促使世界秩序呈现去西方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

　　除内政外交，习近平也试图在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紧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成为当仁不让的核心。从宪政口水战到七讲七不讲，从气势汹汹的“8·19”讲话到高校集中整肃，意识形态层面的清场运动虽然争议不断，但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以至于当争议扩大化，再加上一批自由民主派因各种缘由或被迫销声或锒铛入狱，习近平旋即被外界赋予了思想卫士和集权者的“罪名”。消极派认定，即便反腐战果累累，外交主动出击，如若思想市场不自由不开放，那么习近平注定还是难以坐实核心之名。尤其是当激进民主派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这位大国领袖鸿鹄之志的不满时，可见的民意支持度似乎也在遭遇一场滑铁卢危机。其实退一步讲，习近平作为一国领袖，对于思想市场的混乱状态高度紧张也在情理之中，如同知识分子总喜欢以近乎刷存在感的形式表达对人民拥戴的人物的观感，这种心态既有其合理性，也免不了在犬儒主义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习近平不偏执于左右和超越左右，一度使得极左和极右派原形毕露，自动下岗，也间接应证了由不满和口水堆砌起来危机的虚妄性和欺骗性。正如美国政治家林肯所言，如同结果表明我错了，那么反对我的话就都等于没有说过。这句话放在习近平以及反对他的右派身上，又何尝不可？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2年5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沿罗纳河两岸直驱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门广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收到了一大把鲜艳的玫瑰花，里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街请都怀抱鲜花，让纳粹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字条的落款是“洛希亚”，一个卖花姑娘。据说，当德军进驻巴黎时，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心里十分难受，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花店所有的玫瑰花和她将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当年值勤的德军士兵着书回忆此事时，不无感叹地说：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却无法征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的确。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而有着共同目标和殷切希望的人民力量，更是可能成为抵抗外敌最为有效的防御武器。这是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不二法则，对于从积贫积弱时代一路走来的中国同样适用。所以，作为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就开诚布公地喊出了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这种向往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套用“巴黎玫瑰”的故事，具象层面就是人们手中拿着的可感可知的玫瑰花，而抽象层面的，则是这支玫瑰花背后的希望和美好。习近平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便获得人民的高度支持，也正是因为在其的带领下，普罗大众对于法治和社会规则重新燃起了希望，并有了新的界定和认识。而这，虽则无形，确是比单纯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更为关键存在。从这个层面来讲，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让老百姓的碗里多了一块肉，那么习近平时代则是试图让老百姓精神上多一份相信，也多一份向往。

　　其实，习近平的亲民并非为了赢得执政合法性而做的刻意铺排，而是与其个人经历和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也内含着其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身为红二代以及早年下放农村，与群众密切接触和联系，尤其是经历过了中国在强国富民路上遭遇的种种波折，习近平体认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须臾不可旁落的关系。也认识到，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且极为复杂的国家，仅仅依靠八千万党员是远远不够的，也要从亿万民众中寻找力量和突破口。于是人们看到，习近平全然不同于以往领导人的现代领袖做派。比如出巡考察不封路，任由民众拍照，走访田间地头，脱鞋上炕盘腿同百姓拉家常，自掏腰包吃包子，卷起裤腿自撑雨伞等等，甚至用“美女”这种老百姓采用的语言来称赞群众，在新年贺词中更是颇为底气地使用了网络用语“蛮拼的”和“点赞”。鉴于此，中国社会不仅对于习的种种亲民行为津津乐道，而且民间还自发地成立了“学习粉丝团”，并以“习大大”这样一个称呼来代替之。凡此种种亲民之举，既是一种被动的趋势，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很契合于中共一贯恪守的“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而且以效果论，习近平确也在民众中形成了不可撼动的威望。且这样的威望并不与其自身所有的“权”构成直接决定关系，是对其“威”的肯定与支持。

　　能力越大，责任相应地也越大。何况习近平所着眼的，不是十年任期内的得与失，而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为了达致并最大可能接近这一目标，习近平不仅取道儒家传统文化，打造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全方位的新常态，也试图通过重构政治规矩和党核心来增加筹码。具体到个人，习近平成为核心，也不失为一种工具性的选择。因为只有在政治强人的带领下，中国才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路上迈出切实的步伐，中国梦也才不至于沦为空洞且虚渺的口号。以此作为前提和目标取向，习近平之核心，无关乎专制集权，也没有独裁成色，目的仅仅在于最为便捷地实现复兴之梦。在这些追求里，习近平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的现实性，就好像在建国时期人们从毛泽东身上所看到的希望。当习近平和普京相遇时，人们意识到普京为俄罗斯民族带来的兴奋也呈现在习近平身上，当习近平在法国讲述那头睡狮醒来的故事时，人们注意到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自信和抱负，让中国人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的未来。

　　新核心的领袖构图

　　任何国家，无论奉行什么制度，都可能会发生内乱和外患，出现纷争和政治危机，也会遇到需要本国当局参与斡旋的国际争端。在这个全球动荡不安的时代，处理危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和艺术便显得愈发重要。虽然在民间层面，习近平取得了无可指摘和替代的威望，也具体而微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但是在官员的层面，对于这位反腐上不封顶、不设指标的总书记，更多的是“怕”和“俱”的成分，是对其手中集有的众多“权”的畏惧。所以当深圳警官饭局被记者偷拍而大打出手后成为公共事件后，警方便不由分说地一刀切地采取了禁聚餐令。前者之惧在于公款吃喝被曝光后的处罚，何况“八项规定”已有明确规定；后者之惧在于恶性事件可能引发的后续系列问责，故而不妨通过设禁聚餐令向中央表整改决心。同样因为“惧”和“怕”，面对当局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保卫战，相关部门人员不得不严防死守，以至于一时间敌对势力遍地。为表政治正确，社科院院长王伟光还喊出了阶级斗争论，教育部门袁贵仁甚至扬言要将带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扫地出门。何等程度的“惧”，才能让众官员如此噤若寒蝉？

　　官员为何而惧？显然与习近平上台后打破常规的系列大动作直接相关，官场变得形同战场，官不聊生亦渐成常态。对习近平而言，如何让官员从惧怕彻底转变为对其威望的心悦诚服，也随机成为一大考验。毕竟，即便民对“威”的支持度可达到八成，如若有同等比例的官在因习手中的“权”而俱而怕，那么从角色关键人的层面来讲，在打破了金字塔式的“为首论”和同心圆式的“中心论”，作为不规则多面体的“核心”，最接近习近平的关键人，是官而非民。

　　美国著名政治记者克里斯·华莱士在《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一书中记述了美国16位总统面对内忧外患时的反应和行动，这个切入点并不算新鲜。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华莱士在讲述的同时也留给世界一个深深的思考：这样的个人英雄，在不同制度下出现的概率有什么差异？他们之所以成为时代的领袖和英雄，更多的是受惠于个人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变换主语之后，当危急时刻的大国领袖的前缀放在习近平身上时，思考也同样存在。在“六四”事件后临危受命的江泽民，可以说是制度因素下的产物，所以这也就决定了其即便有强有力的元老支持，充其量也只能成为过渡性人物，很难真正够得上核心之名。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双重作用，且发生化学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入必要的催化剂，以在必要的时刻改变反应的速度。最终的生成物，自然脱不开中国这位新强人的复兴梦。

　　历史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习近平这位新强人肩上。如果以建国后前后六十年来划分，通过前六十年，中国纠正了建国前一百多年饱受的帝国主义欺凌和文明的衰败，重新掌握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民族自信再次成为这个国家性格的特征，国际社会的尊重不再是奢望。那么在习近平为主导的后六十年，中国应该且必须完成民族复兴的理想，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奠定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再次掌握“天下”的话语权。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一代用全新和现代的方式，用多维度重构现代中国的图像，让这个民族彻底摆脱历史的重负，甚至改写人类现代历史故事。以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领袖构图来认识这两个历史时期，就更需要习近平作为承前启后的人物并以中共领导的新核心来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