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4日，因跳楼摔断腿的罗瑞卿被红卫兵装进箩筐抬到批斗大会现场

　　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一是“抓笔杆子”，造舆论;二是“抓枪杆子”，搞军队。“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本文摘自单少杰所著《毛泽东执政春秋》一书。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此时仍滞留南方，但事先对会议作出许多安排，并最终从会上获得他最初想获得的许多东西。

　　会议最重要成果，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即人们习惯上说的《5·16通知》。此件在会前就已由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而成定稿了，在会上主要是供人们学习领会，并履行组织通过手续。

　　《通知》有三方面内容：

　　其一，宣布两条决定：一是撤销1966年2月12日彭真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是“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一决定为毛泽东亲笔所加。

　　其二，对《二月提纲》作了十个方面批判，指责“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底的修正主义”。其中有五个方面批判、六段话(最长者四百八十馀字)为毛亲笔改写。

　　其三，向全党全国发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一号召用语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笔：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第一段话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要搞文化批判，批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二是要搞政治“清洗”，清洗那些“混进”党、政、军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相比较，后者更根本些，是前者得以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第二段话又对第一段话中的第二层意思作进一步阐述，定性更高，用词更趋激烈。那些“混进”者们被直接说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是要来夺取我们的政权的;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成了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末了一句话后被解释为特指国家主席刘少奇。

　　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

　　执政者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舞台上演了什么戏剧或报刊上登了什么文章，而是党政军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他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鼓励批判《海瑞罢官》，说到底是要向中央“一线”权力集团挑战，是要借文化艺术舞台来上演政治夺权剧目。

　　当此剧第一幕结束时，老人家已一举夺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大权、中共中央宣传部大权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权，整出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长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加予彭、陆的主要罪名，是坚持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以抵制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加予罗的主要罪名，是“篡军反党”;加予杨的主要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

　　关于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高层权力斗争问题的真实用意，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看得最清楚，也表露得最清楚。就在《5·16通知》获得通过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个解释性讲话。他讲话没有稿子，故讲得结构松散、逻辑有些零乱，但要讲的问题都讲到了，并都讲得很有个性，很能抓住人。(2)

　　他首先大讲政权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

　　“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因此，无论碰到什么千头万绪的事情，都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他接着从横与纵两个维度——世界现状与中国历史——来大讲政权斗争的严峻性。

　　“世界政变成风”：“一九六零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类似情况：“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为此，林引用了许多材料，包括引用了诸如赵光义“烛影斧声”、康熙“传位十四子”等传说性东西。由于渲染过份，以致危言耸听，二千年中国史在他口中几乎成了一部政变史，一部透着血腥气与诡诈气的宫闱秘史。

　　林彪谈世界政变成风，谈中国历史黑幕，目的还是为了谈中国现实，谈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现况。

　　林彪接着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着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着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一是“抓笔杆子”，造舆论;二是“抓枪杆子”，搞军队。“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林这些话很是惊心动魄，尤其后一段话，绘声绘色且又故弄玄虚，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神秘、紧张乃至恐怖的气氛，从而烘托出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的严峻性。

　　数年后，林彪这些讲法随着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即因人而废言了。用来指责这些讲法之所以有问题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这封信据说写成于1966年7月8日，即林作上述讲话五十馀天后;公布于1972年5月下旬，是“批林整风汇报会议”(1972.5.21─6.23)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文件。(3)

　　毛在信中评论了林的“5·18讲话”，谈出了他的两点不满：一是大讲政变问题，二是大吹他毛泽东著作。

　　关于前者，毛是这样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4)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毛不大赞成林关于政变的说法，但难以看出毛坚决反对林这些讲法，更难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对林这些讲法的充足理由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毛提出了什么反对理由的话，那也只是认为林这些讲法与众不同，太特别了。

　　就内容来看，林的讲话应该说摸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要搞掉中央“一线”上的刘少奇等人。林的讲话应该说抓住了《5·16通知》─特别是它的第三部份─的精神实质。

　　就形式来看，林的讲话又太有他个人的特点，总爱用他“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谈领导权问题，谈得过于直露、过于渲染，以致将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谈得赤裸裸且惊心动魄，谈得连毛泽东这位事主都感到诧异、都感到不自在。

　　林彪之所以采取如此讲法，似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无庸讳言，林曾是一位优秀将领，拥有许多军事天赋，如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且准确地选定主攻方向，并坚决地予以突击。

　　例如，在林创制的诸多战略战术中，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两面”(5)。该战术大意为：在一攻势作战中，应集中己方最强劲的力量向着敌方最薄弱的“一点”实施突然攻击，同时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敌方的“两面”或多面朝该点作求心攻击，以最终歼灭该敌。

　　在“一点两面”战术内，又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其间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正确地选出这“一点”，二是要断然地突击这“一点”，对之“猛打、猛冲、猛追”(即“三猛战术”)，敢于“刺刀见红”。

　　当这种军事行为方式被运用于政治斗争时，若仅从策略上看有长处有短处：长处在于十分讲求打击目标的明晰性，尽可能迅速且准确地弄清自己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谁，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短处则在于不大顾忌打击方式的掩饰性，以致在意图的表达上和在手段的选择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

　　这些长短处在林彪“5·18讲话”中都表现得很充分份。其话语十分明快，能够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实质，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图;但也过于直露，竟将一向被大幕覆盖着的执政党高层内的“很多鬼事、鬼现象”都给抖搂出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官方传媒上被宣传说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在林彪讲话里则被还原为这样一件事─不过是中南海宫廷斗争向外并向下的一种延伸而已。

　　政治与战争虽有联系，但确有不同。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虽是政治的继续，但只是政治的一种特殊样态的继续。(6)战争直接诉诸力量，要求以最断然的方式解决问题。政治尤其是那种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传的政治，除了要凭一定实力外，还要务许多“虚”事，或铺陈造势，或遮遮掩掩。

　　林彪在其5月18日讲话中，还嘲笑了一种人：“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军事家对某些政治家的嘲笑，嘲笑他们过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乃至于忽略了主要方面。

　　军事家开起战来可以不顾及那些坛坛罐罐的东西，一个劲地向对方要害处狂砸猛打。政治家做起事来则常要顾忌许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有时还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这如同读书，由于处处在意，就不免圈圈点点，甚至在已经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后还要再划一些条条杠杠。

　　林彪说到底是将军而非政客。他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到极致上;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到要害上，说到执政党最高权力究竟由谁来执掌这一核心问题上。

　　注解

　　(1)《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6.5.23)》、《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5.16)》，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24、24─25、13页。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6─23页。

　　(3)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43页。

　　(4)《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5─56页。

　　(5)林彪《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1947.2)》、《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1947.4.19)》、《战役指挥问题(1947.9.30)》，载《林彪文选》上册，131─140、141─163、167─177页。

　　(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译本，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