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共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本文摘自2010年第3、4期《党史纵览》，作者余玮，原题为《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

　　这些年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子女过着低调、平凡而务实的生活，很少走进公众的视野。作为刘少奇的幼子，刘源是刘家后人中唯一从政的。他1951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当过知青、做过铆焊工。他的从政生涯自公社副主任起步，历任副县长、县长、副市长，36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进入不惑之年后，他步入军界，现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军衔。

　　刘源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回避。他说，尽管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一些“特殊”的严格锻炼的机会。

　　中南海里的小“芝麻酱”

　　在刘源看来，人民在父亲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说起父亲，他那深深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刘源说：“我父亲曾说过，他光着屁股来到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作为一个无产者。他做到了。我们为他没有给自己的亲属们留下任何资产倍感自豪。他给后世之人留下的是光辉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和不朽的功绩。现在，人民群众怀念他，也正因为此。我想，能继承他的这笔巨大遗产，并发扬光大，正是他老人家唯一寄望予我们的。”“父亲对我们一直是很严的，从小就给我们定了严格的要求。比如，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刘源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他想下海游泳，可是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就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刘源说不敢下。这时，父亲生气了，说：现在脱了衣服，下去！刘源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回来后，父亲问他什么感觉。刘源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刘少奇这时笑了，说，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刘源是在北京市实验二小念的小学。虽然离家并不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在刘源7岁那年，刘少奇就要求他在校食宿，他的姐姐妹妹也都住校。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学校伙食状况很差，天天吃红薯干。刘源实在吃不下去，有一次星期六，他就把红薯干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结果，这一小块红薯干被父亲发现了，他严肃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什么意思？

　　原来，刘少奇以为刘源是拿着红薯干找他告状的。刘源解释说自己在学校吃不了，拿回来吃。刘少奇就说：“现在全国都非常紧张，你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千万不能浪费。你拿回来是让我看看，我知道，但是，你们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

　　当时，有一些叔叔阿姨很关心刘家孩子，跟刘少奇夫妇提出：“孩子们吃得太差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回家来吃饭？”学校的校长老师也如此提出。但是，刘少奇拒绝了，说：“人民群众现在吃不饱，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没有领导好。让我的孩子们跟大家一样，也吃不饱，这样，将来他们长大的时候，就会牢牢记住。他们给人民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再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刘源记得，14岁以前自己都是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在他印象里，小时候似乎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我妹妹也一样。记得有一次，阿富汗的国王和王后到中国来访问，由我父亲和母亲接待。阿富汗王后提出：我要见见你们的孩子，跟他们吃一顿饭，照张相。这种要求很难拒绝。我母亲马上回来准备，给我们这几个孩子找衣服。可是，翻来翻去找不出不带补丁的衣服。怎么去见人家国王和王后呢？最后，我是从北京市一个少先队献花队那里借的衣服。我妹妹穿的是她自己的衣服，但裤腿上有一个小补丁，我们的老阿姨绣了一朵小花给补上了。后来，我妹妹在照相的时候腿还得交叉，以便把这个挡上。当时确实找不到一身合适的没有补丁的衣服。”刘源记得，当时穿的鞋子往往张开了口子，还要凑合着多穿些时间，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刘源用的那个旧铁皮铅笔盒还是姐姐传给他的，已经用得很旧了，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橡皮筋绑着用。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女儿平平和儿子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老师陶淑范、褚连山等。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刘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师们，突然问道：“平平和源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老师们只顾听“首长指示”了，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都愣在那里。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刘少奇又补充了几句：“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虽然是他们的家长，可是没你们接触得多，了解得多。”

　　“平平和源源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他们生活很俭朴，对老师也很尊重，也能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知道您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有缺点错误时，我们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一位老师想了一下如是说。王光美肯定了老师的这种态度：“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

　　另一位老师说：“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刘少奇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头：“勤俭是一种美德。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学校和家庭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

　　刘源从小拜着名美术家黄胄为师，学习中国画，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得了金奖，另外还得过两次三等奖。一次，他在庐山画了一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元元”。毛泽东看了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说：“不是那‘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笑着说：“这用‘源泉’的‘源’，挺好的！”

　　提起毛泽东，刘源认为他比起自己严肃谨慎、不苟言笑的父亲要随和亲切得多。毛泽东特别爱逗孩子，当时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认识毛主席，也都和他逗笑过，刘源在这位“毛伯伯”面前，觉得比在父亲面前要随便自由得多。

　　刘源起初对自己的名字并不满意，那时他叫“源源”。他想，这是个小孩的名字，将来长大了，怎么还能这么叫？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思考了一番后，给他更名“鉴真”。父亲把这个新名字告诉刘源时，还和他交谈了许久，给他解析“鉴真”二字的涵义：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对实际情况要求实求真，要善于鉴别并勇于坚持真理……

　　然而，没过太久，首都文化界、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着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改名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了刘源的心里，终身受益。

　　刘源“可以说生于军中，长在兵营，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论从哪方面讲都笨笨的，大人们总喜欢逗着玩。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我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的一天，有人给刘源画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别针别在肩膀上，“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正巧杨尚昆走过，细看了看，说：“跟我来。”刘源莫名其妙，欢天喜地跟着到了怀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怀、陈毅3位元帅和邓小平在门口说着什么，杨尚昆拉着刘源过去，说：“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总围着刘源，躬身眯眼细看刘源的肩章，陈毅嘟囔着：“嗯？肩章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引起一片爽朗的大笑。邓小平按着刘源的脑袋，把刘源推进会议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欢笑。刘源回忆说：“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像，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杨爸爸将我拽出怀仁堂：‘去！玩儿去吧！’我简直是飘然欲仙，脚底生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我的别称‘雅号’，甚至到3年困难时期，我窜到那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5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我解馋。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特别实惠的优待。”

　　13岁那年，刘源圆了军人梦。入伍期间，刘源每次回来都要向父亲汇报个人表现。“不管工作多忙，他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听，听我讲每天几点起床，吃什么，怎么安排一天的时间，连队的生活怎么样，每天都做什么，听得很仔细。每当他听到我有一点进步，比如得个‘五好战士’、‘特等射手’，他由衷地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陪父母挨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刘源说，一开始父亲对运动很不理解。“后来批评他，特别是派了工作组以后，毛主席又批评。他就感觉到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讲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来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他那个时候的思想，但他还是力图主动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部队当兵的刘源被退回北京四中接受批判。他回忆说，我们从外面回家把运动的情况跟我父亲讲，他每次都是陷入深思中不说话。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刘源和姐姐刘平平悄悄议论着晚上要跟同学们去抄某某家的事。刘少奇听到他们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便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饭后，刘少奇从书柜里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双儿女：“我是国家主席，我要对宪法负责。你们不能去抄家，不能去打人。很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多年合作，这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几十年的关系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我现在的处境不能出面阻拦，也拦不住你们，你们去拦你们那些同学也拦不住，但我要跟你们讲清楚，我要负责任。”父亲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两个孩子的心灵。于是，他们不再和别人一起去抄家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在一次批斗会之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他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他们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这年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残酷批斗。

　　疯狂的人群拥挤着，人们挥舞着“红宝书”，“打倒”声此起彼伏。刘少奇已是68岁的老人，暴徒们扭着刘少奇的双臂，坐“喷气式”，揪着刘少奇斑白的头发，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紧闭双唇，就是不喊。造反派就对他拳打脚踢，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刘少奇顽强地昂起被按住的头，坚定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内心的愤怒而抽搐着、曲扭着。被强行拉来陪斗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脸肿，坐在家门口的当时只有6岁的小小非常害怕，“哇”地号啕大哭。刘源见状，忙挣脱人群去照顾妹妹小小，却被造反派拦住，“你要干什么？”刘源怒目圆睁，强抑悲愤：“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刘源回忆说：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那时候场面已经是一片混乱。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殴打着，被推搡着，渐渐近了。刘源看见母亲突然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父亲的双手。父亲也紧紧握住母亲的双手，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相互凝视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传递心声的日子越来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啊！这是生离死别啊！

　　刘源不愿回忆这些。他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像和理解，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段时期，我负责给父亲端饭。有一次，我父亲吃完饭，我给他洗毛巾，他走到我身边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有人在旁边监视，我只好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父亲站了大概有1分多钟，又问了一遍：你妈妈在哪儿？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说着指指后墙。我母亲被关在后院。当时我想，我不说，还能见到你，我要说了可能就见不到你了。我没有明白地告诉他母亲在什么地方。我要知道后来事情发展成那样，我应该告诉他”。

　　这一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刘源不理解：作为国家主席的父亲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阶下囚”？因为受牵连，兄妹几个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刘源曾偷偷地跑到医院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医院不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但是，早就被单独关押的刘少奇根本不知道强加给他的这一系列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然而，为党奋斗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奋斗了终生的刘少奇，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以沉默来反抗对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由于长途转运，加之长期以来医疗条件跟不上，到开封后医疗条件更差，林彪、江青一伙又拒绝调拨必需药物，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并迅速恶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3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在到达开封后的第27天，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逝世。

　　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当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冒用了“刘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则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

　　1978年底，王光美获释。刘源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王光美出狱不久，就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刘源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父亲的平反问题。”刘源记得，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至14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关押刘少奇的房间还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着。王光美携子女进入小屋，当他们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刘少奇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的时候，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孩子们扑倒在床上，抱着刘少奇用过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王光美强抑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刘源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时，觉得沉甸甸的，那一刹那感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得到升华。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刘源等20多位当年的北京知青，于2008年国庆期间，回到他们40年前插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进行回访。在白坊村，刘源一行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与老乡共叙旧情，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刘源说，40年前，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到山阴县白坊村，是胸怀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关怀和帮助；是勤劳淳朴的白坊村民教会了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从白坊村农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善良。此次回到第二故乡，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省、全国的优势地位，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时间拨回到了1968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火车站。那时，许多年轻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踏上火车，奔赴陌生的农村，开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

　　当时的刘源无家可归，父母被分别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于是，刘源也夹杂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刘源记得，当时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家长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挎包。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为他送行。刘源一头扎进拥挤的车厢里躲了起来，不敢见，也不想见妹妹。哭成泪人儿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寻找着，一个个窗口查看着，唿喊着。

　　火车启动了，刘源才挤到车门口，隔着玻璃门与妹妹瞬间相视，只听妹妹喊了一声“源源哥！”就一晃而过。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对走进充满艰难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

　　火车进入山西后，一批批学生陆续下车，赶往各自的知青点。刘源他们下车的山阴站是那趟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下车后的礼遇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人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很快，刘源等27位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山阴县白坊村劳动锻炼。刘源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破草房里。

　　不久，九大召开，会议虚构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为此，刘源就开始承受新一轮的“革命行动”。别的同学是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一天，在夜里举行的批斗会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同学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山西农村，刘源更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朴素真诚、博大慈爱的胸怀，他们并不对刘源表示歧视，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白天，刘源像农民一样辛勤劳作；晚上，他挑灯夜读。他帮农民算账，给他们扎针号脉，他给贫穷单调的农村生活留下一片笑声……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刘源因病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普通工人。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程，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唿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勐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着，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煳，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刘源出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主要目的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刘源亲历了此次裁军，并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向地方整体移交的工作。关于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刘源说，院校移交以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而人员的转移，又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此同时，对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刘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军事科学院作为中国重要的军事思想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军事实践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科研成果，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的军事学科体系，成绩斐然。身为军科政治委员，刘源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曾带领军事科学院课题组，赴西北战区进行调研，组织上马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在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研究领域实施原创性突破，为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刘源十分重视军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表示要培养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治学作风严谨的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动军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探索遵循军事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创新学科框架体系和基础理论，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扶植交叉学科、拓展军事理论研究的路子，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理论、信息化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外国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理论、军事运筹与作战实验理论等方面推进军事科学体系建设。”

　　有人说，作为一名军人，刘源似乎缺少一点威严。的确，那身缀着上将军衔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谦和本色。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论在哪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父亲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学习和继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