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连续召开4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时隔两届后，再次提到了房地产话题。而且，会议将“化解房地产库存”列为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罕见使用大篇幅定调楼市新政。房地产被重新划入国家宏观决策和调控的范畴，预示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执政党将倾注大量的政治资源和考量，用“看得见得手”来操作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议题。

　　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今日中国，本来是纯经济层面的“房地产”议题，也进入了政治领域，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如果房地产危机和问题没有处置妥当，不仅会重击中国经济运势，同时也可能将触痛和危及中共执政。可以认为，由于房地产议题在中国政治中重要的角色，中共对其正反两方面作用的意识和特殊操作，已经出现一些类似于“房地产政治”的迹象。

　　“房地产政治”棘手 中共终动刀

　　在12月23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开设专栏“民生三问·化解房地产库存”，已发的两篇文章分别是《这么多房子究竟怎么卖》《去库存，房价能降多少》。其文明确提出“开发商适当降价是最明智的选择”，并且讨论如何降价。

　　对于中央层面的这一动议，市场中以亿计的待购房者与购房者，房地产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房地产绑定在一起的位居上游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实体行业，很难形成共识。而且，舆论中不同立场者已经出现了这种分歧。

　　另外，这种情况也说明房地产行业极为广泛的牵扯面。《人民日报》的一段表述也承认了这一点。其文称，“受高库存影响，今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降到只有0.04个百分点。这不仅意味着与房地产相关的钢铁、水泥等众多产业日子不好过，还带来了就业和财政压力，并加重银行等系统性风险，政府岂能坐视不管？”

　　一直有悲观者认为，以目前中国房价的高位，操作不慎将导致连锁反应和失控局面，重创中国经济整体运势，继而影响到国家政局稳定。这种推理的确有一定的可能性。然而在经历十八大后两三年的“不干涉”试探和房价波动之后，似乎并未应验所谓的“崩溃论”。不论如何，房地产业的状况对中国整体运势的影响确实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其在历史上的贡献还是现今蕴涵着的巨大破坏性。

　　房地产确实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在个人层面，住房是“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之一；在社会层面，住房与户籍、职业、医疗、养老、福利等挂勾，而且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经济层面，房地产是钢铁、水泥、建材、家电、家具等产业的终端，与金融、实业，与铁路货运量、用电量、投资与消费的变动都密切相关；在政治层面，房地产业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房价骤增与骤降都会触痛不同社会群体紧崩的神经，房市还是经济运势的一个重要变量，如果出现暴躁情况，引起连锁反应，也将有可能对政局构成一定冲击。

　　一般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大体经历了5个历史阶段：初步形成时期（1978年至1991年）、房地产过热时期（1992年下半看至1993年上半年）、市场调整时期（1994年至1997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时期（1998年至2002年）、宏观调控时期（2003年至今）。中国房地产业的成败得失，当下危机源头主要源于第四个时期。1998年，中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顶层设计。由此开始了房价持续十余年的暴涨。

　　中共激活了中国房市，并将其设置为国家发展的其中一个“发动机”，通过对地、房、权等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要素的切割编程设计，在实践中也确实得到了富有成效的结果。不过，中共的操作过程又远非完善，以致出现了强征强拆、粗制滥造、群体性事件、房价飙升以致民怨沸腾的局面。更具潜在危害性的是，房市如同一头狂奔的野牛，渐有失控之势。

　　习近平高位“接盘” 三年酝酿新政

　　胡锦涛和温家宝任期内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规范秩序并遏制高涨的房价，但是收效甚微。自2010年起，“国十一条”、“新国十条”、“9·29新政”、“新国八条”、“国五条”纷纷出台，却都陷入这种困局。“限购”等调控举措甚至成为房价上涨的刺激性因素。如何继续调控房市，已然是一项难题。终胡锦涛与温家宝两届没有妥善处理好房地产问题，习近平一届接手时，房市的问题和风险的积累达到新的层级。这就要求本届政府不仅面临更复杂艰难的局面，在调控思路和方式上也须做出较大改变。

　　2013年与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没有只字没有提到“房地产”，在2015年的会议中又以大篇幅进行定调规划，就说明了新一届执政团队的经济调控试探，以及对传统房地产态度和政策的反思、转变。而此次目标和措施明确的顶层设计的出台，则说明这种转变的完成。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三年时间。

　　习近平对房地产业的重视一如继往。习近平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此语的前者是主要途径，后者是目的。再加上在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大谈房地产，都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其所说，“去库存”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此次会议中的大篇幅解读，主要就聚焦于此。比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等等。最后一点或许也是真正实现“去库存”最有效的办法，因为这是市场最基本的调节方式，但也会是牵扯较大、比较难为的办法。《人民日报》近日多篇文章都在谈论房价问题。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供大于求的现实再难遮掩。在过去近三年时间里，房地产市场产生明显的波动和分化，但是却远未达到失控的程度。“房价崩溃”预言的未出现，或许是增加了执政者放行房价适当下跌，并将之用作调控房市的信心。

　　这一点确定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房价，应当降低多少，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通过政府与市场的配合起到去库存的效果。如果能够比较理想地去库存，不仅是对地产商、金融、政府而言是一种解套，也将有助于提振和拯救相关行业，以及更大范围地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房价降低的负面作用与这些相比，则就是比较次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