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李嘉诚跑了！”

　　这是近日网上一篇署名罗天昊声讨李嘉诚的“檄文”，以一种看似极其激烈的态度，批评李嘉诚近年来从大陆，甚至从起家的香港大举撤资转投欧洲。文章还认为李嘉诚把旗下主要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的行动，都是一派唯利是图、违背道义和社会责任之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起的巨大反响甚至让长和集团都不得不作出了回应。

　　这已经不是李嘉诚第一次因为撤资引起风波了。尽管有长和集团依例放出“有买有卖，正常商业行为”否认门面话，但几乎一边倒的“只出不进”，如果不是商业上的所谓“撤资”，那“撤资”还能怎么定义呢？更何况在2013年和2014年时，李嘉诚还多次公开表示过，商业集团的旗舰长实与和黄绝不会迁出香港，可今年1月两家公司重组后，却迁址开曼群岛。这让人清楚地看到，李嘉诚全面重新布局自己商业帝国的其心切切，已经不在乎吞下从前自己对公众的承诺了。有此先例，长和集团发言人的公关通稿恐怕连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真得有必要“不让”李嘉诚“跑”了吗？

　　首先根据法律，撤资与否确实属于企业有权完全自主决定的商业行为。如果采取罗文中隐隐暗示的“使用手段”来阻止李氏企业的撤资，那么，最受损的是从改革开放起讫中国无数次重申“投资来去自由”的郑重承诺，和这数十年遵守承诺积累下的国际信誉。坦率地说，以长和和李嘉诚在大陆投资的份量，拿中国的信誉去换，不值！

　　何况如今即使留得住长和的“人”，也留不住长和的“心”了。曾经的“李嘉诚投资”是可以给国内一线城市地标建筑加分的光环，可今天不管是对于政府、大投资人还是中小商户乃至顾客来说，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李嘉诚早已不再是上世纪中国人心目中那个“华人经营之神”，不再是似乎可以点石成金的“超人”了。虽然他仍然还是福布斯蝉联二十年的华人首富，身价高达500亿美元以上，但对于如今全球唯二的十万亿美元经济体之一、2014年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就达1290亿美元的中国而言，却算不得什么了。

　　实际上依笔者看来，李嘉诚从大陆的撤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快而是太慢。

　　众所周知，李嘉诚旗下企业在内地经营获利的主要模式，与其在香港的做法基本一致，最擅长的就是囤地待涨，而把区域开发的责任和负担尽量推卸给政府和其他人。这种“坐等开席”的手法与内地房地产企业的主流盈利模式大相径庭，同行业者早就有诸多不满之声，只是以往大多碍于李嘉诚的名望和地位，当面讳言直陈。直到2012年香港特区和中央换届后，李嘉诚似乎终于感受到了压力，开始了撤离布署。无论其原由何在，这样的特权者的离开对于市场的公平性、资源分配的合理有效性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李超人”能撤离内地，却不会撤离香港

　　李嘉诚从大陆撤退收缩，可其旗下核心企业一一迁出香港，便只是预防最坏可能的备案。虽然也有一些他要撤资香港的传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李嘉诚或者说他的家族财团并不可能从香港真正撤离，根基也仍离不开香港。所以那些建言李嘉诚要对“养育他的香港”负责的人，本就是杞人忧天。说白了，就算让李嘉诚跑，甚至逼李嘉诚跑，李超人必定也万般不情愿。

　　谈起李嘉诚在香港的发迹史，始于他成功收购和黄公司，然而这和所谓“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接见”八竿子都打不着。李嘉诚之所以当时能创下“以蛇吞象”的奇迹，关键理由只有一条——他得到了汇丰银行无保留的支持。事实上，几年后李嘉诚就加入汇丰银行董事局，至今仍然是非执行董事之一。甚至可以说，长和集团名义上虽是华人财团，实际上却和英资的关系更密切，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嘉诚资本转移的目的地，不是全球经济核心的北美，也不是近在周边的亚太，而几乎全部集中在欧洲，尤其集中在英国。

　　既然作为汇丰财团的一支，李嘉诚数十年来享受了对方无数的支持和帮助，当然也有自己无法推卸的义务。作为汇丰的发家之地和最主要的收入区域之一，香港是汇丰不容有失的根本要地之一。李嘉诚当年能拿下香港电力、电讯、码头等经济命脉所系的垄断企业，逐步成长为华人第一富豪，背后无一例外有汇丰的强力支持。反过来，为整个财团守护这些命脉也成为了他的责任，没有安排好接替者，即使有再好的机会和价格脱手，也意味着背叛。那时即使李嘉诚坐拥金山，一旦退出了香港，又该去何处再立基础呢？

　　更何况即使只从持续盈利能力角度考虑，实际在香港多个行业中都处于垄断地位的长和系公司，大多也都是必定稳赚不赔的金鹅，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难找到更加优质且又正被标价出售的资产。而李嘉诚已经87岁，尽管看起来他的健康和精力仍然极佳，但生理规律终究是难以违抗的。将若大家业平稳的传给二代显然已是家族最重要的任务，此时前后离港再造江山绝非智计。

　　只是为了求稳，近年来李氏企业在各项新增投资上也相当保守，而由于正好把持了香港多数的关键基建企业，又拖累了香港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地区其他竞争对手，香港原有优势的在削弱，原来持平的现在则渐渐落后，让人不得不惋惜香港近年的发展正应了一句俗话：激流争溯，不进则退。

　　关键不在李嘉诚，而在香港民众

　　李嘉诚继续紧紧扎根香港，对于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未来是利是弊，大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比如开头提到的罗天昊一文，虽然貌似站在李嘉诚的对立面，但在关键之处却往往为他尽力开脱责任或是转移要害。最明显的就是前面还在承认并抨击香港房地产业过度畸形壮大，豪商阶层迅速固化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突然转折一百八十度的声称：“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之后更疾力吁请他再作“定海神针”，稳定香港，兼顾民生，经营社会。再加上其把香港豪族崛起、社会结构趋于畸形的主要责任，一股脑地推搡到中央政府在回归后坚持履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头上，真正“微言大义”的用心所指其实也不言而喻了。

　　治港思路从最重视商界意见向更全面平衡的倾听香港社会各个阶层意见发展，这个提法本身在原则上自然是不错的。从李嘉诚全面从内地撤资可以窥见，尽管还没有明显的直接变化浮出水面。但有理由可以推测，以李嘉诚为典型代表的香港大商人们，或者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与中央间的关系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

　　追述历史，香港大商人阶层的坐大，从根本上说是回归后香港高度自治地位下必然的结果——中央需要格守一国两制的承诺，无法直接对特区具体管治施加指导甚至影响。同时又要保证在回归后，香港不至于落入原殖民政府策划好的“接班团队”，以及西方扶持的反对派之手。选择暂时倚重具有管理经验的精英人才，并对香港社会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力的商界，其实是几乎没有其它办法的选择。

　　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坦率地说，香港部分民众过度自骄、对内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始终的偏见与隔阂心理，其实是在反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反二十三条立法，还是否决普选法案，香港反对派有底气确保相当数量的基本盘，是他们敢于始终拒绝“忠诚反对派”定位的最大底牌。但香港反对派却把这些力量全都花在反对中央上，花在将香港本地社会矛盾引向内地方向的发泄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特区政府与反对派的长期对峙与对耗之中，李嘉诚等大商人们实际左右逢源，成功引导、操控了香港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从而积蓄起了现今这样巨大的财富与力量。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虽然今日之香港几乎半个城市都已是“李家城”，但这种极少数寡头垄断社会高比例财富，以至于阻碍甚至伤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历史上的孤例。远的有欧美早年“镀金时代”大资本践踏法律的明目张胆，近的有苏联刚解体初俄罗斯强盗式寡头们对国家的实质统治。但当大多数民众明确传达了他们对寡头们的深切厌恶，而不是对他们“成功人生”的敬畏之后，或者大为收敛，或者被较为温和理性的新兴力量驱逐取代，而社会中下层的上升通道随之也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善。

　　这些都是可为激励的前例。更何况香港还能依靠中央政府，依靠内地作为后盾，这是他人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王牌。“李家城”能不能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关键并不在于李嘉诚和他的家族有多么高明，而在于绝大多数香港人准备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