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将于9月访华，外界舆论以及中日官方的态度一再辗转反侧。继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断然否认安倍即将访华后。日本《每日新闻》又于8月18日报道，安倍虽不会出席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但仍将于当天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安倍谈话”14日刚刚落地的敏感档口，面对其几无诚意的“道歉”，北京方面难道姿态果真一变再变，转而向安倍再度抛出橄榄枝？

　　诚然，事实尚有待双方政府以及现实去验证，但观安倍受邀一事最早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明确提出，随后便遭王毅否定，“没听说过安倍要来中国，此事不在日程上”，其中北京对日本态度迟疑不定却也显然。当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认为中国和韩国锲而不舍地追问日本二战责任一定存在某种政治目的，针对于此，中国一味回之以强硬，甚至拿日本战后并无反省来反驳，着实乏力。造成“安倍谈话”暧昧至极，以及众多日本年轻人认为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一文不值的，不仅仅是日本自身原因以及美欧对于东方战场的漠视，这与中韩战后没有清楚认识到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转变，乃至于错误掌握历史的发展轨迹，亦不可分。而今，北京方面对日“唯唯诺诺”，就安倍访华一事态度几番折转，或也恰是这样一种做法的延续，且亟待警醒。

　　对日欠彻底清算

　　二战期间，东方战场被划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版图的绝不止中国以及朝鲜半岛，东南亚多国均曾被日本占领。另外，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亚洲，其还曾于1941年12月偷袭美国珍珠港，1942年2月对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进行持续空袭，试图将触角伸至全球范围。也恰是因为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肆意扩张让这些国家对之深恶痛绝。但是缘何至战后70年的今天，却只有中韩两国站出来公开指责小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如果说“国微言轻”使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不敢出声，同样曾遭受重创的美国为何也三缄其口？

　　在某种意义上，战后中韩对日问题在处理上的不足，或成了二者今天怒火迟迟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中韩战后对日“清算”大抵走了同样的道路。1945年二战虽宣告结束，两国却均没有迎来最终的和平，并相继卷入到内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两国皆无暇彻底清算战时日本给各自带来的创伤，以及随之带来的诸多问题。

　　二战结束后，中国国共两党在名义上保持着的共同对日势态迅速瓦解，中国也因此迅速卷入另外一场长达4年内战当中。虽然这样一场战争伴随国民党政府1949年退守台湾而结束，但至此台湾与大陆已分属两个阵营，双方在对日的问题上很难具有统一态度带来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或还在战后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和会上。受制于此政治原因，国共双方都未被邀请参加，但恰恰是这样一次不被中国所承认的和会，却成为日后在国际判断中日间在包括领土等问题上孰是孰非的一大准绳。另外，1952年日本又与中华民国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虽然大陆方面一直否认这两个协议的，但是在日本国民看来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因为这是日本与同盟国胜利一方所签订的和平条约。而对于战犯的惩处，对于战争赔款的追讨，对于日本国内的制裁等等问题也因为中方没有一个统一的诉求而没有得到合适的解决。

　　而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陆续释放一千余名日本在押战犯，在田中首相访华时中国又提出免除日本的战争赔款。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这些行为或许体现了政府的大度和妥协合作精神，但这却不可避免地给日本国民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关于二战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中国的一再退让，更让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口号而没有得到具体施行，而为人们所轻视。

　　与之相似，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战后朝鲜半岛由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托管，朝鲜半岛也因此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在苏联势力范围所辖内的北方建立起了“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美国势力范围内南部则建立了“韩国（大韩民国）”。由于二者的相互对立，随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尽管这样一场代理人战争最终于1953年因停火协议签署而告终，但沿三八线非军事区朝鲜半岛却从事实上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且伴随而这分别加入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朝鲜半岛也成为两大阵营对抗的最前沿。

　　之于日本对韩（朝）赔偿问题，二战结束以后，尽管朝鲜人民从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日起即向日本政府、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及日本人，提出了对殖民统治期间及战争期间对朝鲜及朝鲜人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或赔偿要求。但由于受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影响，韩国的对日索赔要求逐渐后退，从一开始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偿要求，后退为“为了恢复因暴力与贪欲而造成的损失与受害必然使其履行的义务”或补偿，进而又后退到“为挽回和恢复所蒙受的牺牲而提出的公正的、理性的合理要求”范围之内。

　　如果说战后德国是因遭到彻底清算，才真正感受到了战争之痛，从而努力赎罪、达到与各国的和解，并走上真正的和平之路。中韩无论是出于客观还是主观原因，没有对日进行彻底清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妥协退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这样一种状况。迫使日本低下高傲的头颅、正确看待战争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站在今天来看，一来日本认为自己已经“道歉”，不应再过度对其进行苛责，而中韩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反省还远远不够。

　　二战研究成中国短板

　　中国古语有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不过对于历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中国今天似乎并未给予足够多的重视，尤其是对二战的研究，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事实上，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已基本完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仅剩不多的未完成这一研究的其一便是中国。而这不仅与其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当中国一直对自己在抗战中的表现予以肯定时，缺少历史以及现实的依据，亦难让世界各国信服。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就兴起了研究二战史的高潮，这样一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值此期间，世界各国尤其是诸如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等参战大国，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搜集、整理、出版有关二战的史料，并积极开展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着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当然，基于西方视角进行的此类研究，也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点便在于，突出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很少涉及中国抗战，甚至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提到中国战场时，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

　　除西方外，战败国的日本在这一问题上也远远走到了中国前面。从战后初期开始，日本便开始征集战史资料，甚至于拨出专款，组织专班，将未来得及销毁、分散于日本各地、在美国等地的档案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着作《战史丛书》，这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战史的权威着作。与西方国家相似，诸如此类日本战史丛书虽非完全是右翼战争史观，但通篇却不可避免地传达出“日本是战争失败者，却是精神胜利者”的主体思想，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日本军队“战功”的颂扬，对中国军民的蔑视，乃至于对美国军队的憎恨。

　　相比于此，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虽早于1980年6月成立，多年来中国关于二战史的研究着作虽也并不少。包括2000年之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出版的九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以及新近出版的中国科学军事学院编着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何理所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等，但其影响和研究深度还不够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二战史研究方面不多，但在抗战史研究方面较多，未能将抗战史与二战史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在相当程度上给外界留下了二者割裂的印象。

　　7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抗日战争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这样一席话，绝不仅仅只是因为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对外“作秀”，中国力推抗战国际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都继续弥补二战研究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