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布100名涉嫌经济犯罪外逃人员全球通缉名单(英文)

　　“华盛顿正尖锐警告北京：要其特工停止‘猎狐’行动”。据《纽约时报》17日报道，中国公安部为展开“猎狐”行动向美国秘密派出多名“特工”，他们通常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用各种“铁腕手段”迫使逃犯返回中国。对于这种在美国本土“狩猎腐败”的行为，奥巴马政府已忍无可忍，于几周前向北京发出警告，要求叫停“猎狐”行动。（环球网）

　　众所周知，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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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早在2014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以5比4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法案，即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换言之，美国富人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捐款。至于这个富人的钱财是如何来的，比如到底是贩卖军火还是毒品、是经营妓院还是经营赌场所得，等等，通通不管，颇有“英雄不问出处”的味道。直白地说，美国现在上不封顶的政治献金合法化，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收受贿赂合法化；虽不直接给个人，但与个人息息相关。

　　当然，已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美国，尤其经过1840年前后、1857至1861年期间、1868－1876年格兰特任总统时期的三个腐败高发期后，美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与抑制腐败密切相关的法律，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发生（1907年出台的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已是作废了）。

　　可事实上，即便美国法制如此健全，近些年来也倍受腐败所困扰。

　　2014年，美国查处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合同招投标欺诈与贿赂案”（美陆军工程兵团合同项目经理克里·坎与15名联邦合同招投标官员在长达五年时间内侵吞了3000多万美元公款），以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市长帕特里克·迪安杰罗·坎农因涉嫌腐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前市长罗伯特·里佐挪用公款、阿拉巴马州州众议院议长迈克·哈伯德涉嫌腐败被逮捕；2015年，美国芝加哥原审计长阿米尔·阿哈默德因非法获利被缺席审判（此人已于2013年利用假护照和出生证明逃往巴基斯坦）、7月18日美《海军时报》报道称，因卷入“胖子伦纳德”案的3名美国海军将领因收受贿赂被海军勒令提前退役，其中1人为中将、2人为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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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长期发展并法制相对健全的美国尚且如此，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倍受腐败困扰自不必说。

　　实际上，在腐败问题上，中国毫不避讳，主管纪检工作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曾谈到，“腐败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就一直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政府不仅这样认为，更是通过扎实的行动和细致的工作，将腐败蔓延态势遏制住；自十八大以来，已包括5名副国级官员在内的近百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并且，这些名单人数是动态中的、不断地在增加中。

　　中国政府在大力查处腐败增量的同时，也在加大查处“存量”力度，向海外抓捕经济罪犯的“猎狐”行动便是其中之一。据负责“猎狐”行动的中国公安部通报，在去年的7月至12月半年间，已从69个国家和地区追捕境外逃犯680名。

　　然而，区区六百余名境外逃犯与已逃往海外的巨大“存量”相比，差之甚远；尤其是因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等诸多的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已是中国经济犯罪外逃和藏匿主要国家。早在去年8月，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已透露，“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并直言不讳地谈到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实际上，经媒体披露，在美、加、澳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国家，藏匿着中国外逃贪官的地区已经形成了“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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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追逃境外经济罪犯有诸如引渡、劝返等多种形式，哪种形式好用管用就用那种形式，无须拘泥于水。因此，不难想像，中国政府在“猎狐”行动中对外逃贪官藏匿地最靠前的几个国家如美、加、澳等国，在争取引渡逃犯的同时，争取劝返外逃官员必不可少。

　　然而，各类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在中国反腐追逃问题上百般刁难。引渡逃犯因法律差异（不排除美国“双重标准”），固有一定的难度，然而，当中国派出国家工作人员对在美国并已由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辑令”的经济逃犯实施劝返时，美国开始耍赖皮起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体而言，相对于眼前的小利益，从长远来说，美国得不偿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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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民心民意方面。在中国，普通百姓最痛恨无疑就是官员的贪污行为，这也在近些年各类调查中得到体现：最不能容忍贪官污吏始终高居首位；因此，随着十八后中国政府动真格地拉开反腐败斗争序幕，所取得实效已经得到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欢迎和肯定。一旦美国在中国反腐问题上“作梗”，并致使中国反腐“不圆满”，那么，可想而知，美国对中国贪官护短行为将会在中国普通民众心中产生何种不良影响和反应。

　　至于民心民意作用之大，美国应该深有体会。

　　这里略举一例。以中国市场之大，假如有性价比同样的一种产品，普通民众因对美国产生厌恶感，自然而然地，中国为数巨量的普通消费者会选择其他产品而不会去选择美国的产品。

　　二是在政府合作方面。在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政府是实心实意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从当年邓小平为多增加2000名中国留学生名额特地半夜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卡特进行协商，就可见一斑。事实上中国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都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实际举措。

　　尤其是，中国对美国政府间合作也充满期待。诸如多次举行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会议、向美国提交了一份逾百人的中国外逃贪官名单，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反腐问题上，是向美国敞开的、透明的，是期待合作的。早在2012年12月，时任中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王岐山在美国出席中美商贸联委会中，曾对国家间互相期盼（待）问题谈得很透彻。

　　当时，王岐山在发表脱稿演讲时谈到，“我很多话都让他们前面的人说了，我就想讲一个，就讲一个承诺和期盼，这个词非常容易懂，但是做到很难。我常说在一个家庭里头，当孩子小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要给他一个承诺，晚上讲个故事，周末去趟动物园，这就叫承诺。一旦有了承诺呢，孩子就认真了，如果到时候你没兑现，你晚上没回来，或者星期天你要加班，这就不好办了，一次可能是一般性的失望，如果要是连续几次，就绝望了。对一个孩子都这样，何况要对一个大人，何况要对一群人，家都如此，何况要对一个国家。”众所周知，王岐山现在主管中纪委，境外追逃贪官已与其工作职责密切相关。

　　境外追逃贪官肯定不是中美两国合作主要内容，但在中国政府反腐决心之大前所未有的当下，不排除将会成为“不是主要内容却影响主要内容”的可能。

　　三是在国际声誉方面。关于此点，已毋庸累言，不管美国以什么名义阻拦中国境外“猎狐”行动，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逃匿美国的中国经济犯罪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公权力而中饱私囊，是名符其实的“贪官污吏”。

　　美国如果大张旗鼓地藏匿和纵容这些中国经济犯罪分子的话，那么，在国际社会上将会留下什么样的名声，不言而喻。美国为国内反腐而对瑞士相关银行穷追勐打。

　　双重标准，并不可取。

　　总之，作为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与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现在与将来，合作都远远大于分歧。然而，如果美国一再地低估了中国政府反腐的决心，那么，毋庸置疑，将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