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鞭”似乎停止了挥舞。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中共打虎进入平静期，省部级高官被查日益减少，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自4月份后更是音讯全无。王岐山在干什么？中纪委怎么了？种种问号不断出现在公众心中。5月25日和6月1日，中纪委网站和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报》同步刊发“加大纪律审查力度、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系列文章，分别为《讲政治 顾大局》和《突出执纪特色》，其间透出的种种信号似乎正在解答公众心中的问题。在反腐获得巨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不少矛盾和副作用，中共正面临必要和迫切需求，免于继续陷入反腐的狭隘定位。而王岐山和他率领的中纪委，在经过三年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正在逐渐回归其党鞭的“制度本位”，以解决这些难题。

　　中纪委的自省

　　一向高奏凯歌的中纪委在5月底忽然刊发《讲政治 顾大局》，已然让公众摸不着头脑。因为其中的很多论调与之前的中纪委网站刊文完全不同。尤其是《讲政治 顾大局》一文，喊话对象也不再是被监督的党政官员，而是纪委官员自身。而文章中的一些字句更是在“反腐遇阻”的大环境下引人联想翩翩。这篇文章起篇就称“纪律检查机关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来开展”，意指中纪委今天所进行的反腐工作，实则是当下中共的“政治任务”。正是基于此，中纪委的“笔杆子”以罕见的语气对“讲政治，顾大局”进行了极端化的强调。最让此文悬疑重重的是，文章还刻意谈起“程序正义”，称“重程序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无论对哪个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必须把规矩进一步明确起来，加强请示报告。这不是一般的工作程序问题，而是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问题……决不能先斩后奏，更不能搞倒逼、‘反管理’，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

　　多维新闻曾经在《浙江军虎牵扯郭伯雄？反腐或引北戴河讨论》一文中曾表示，虽然从开始，中共高层就不断放言反腐绝非一场“运动”。但是大浪淘淘，难免泥沙俱下。反腐到了现阶段，或已出现了三对矛盾——分别是程序正义与办案求急求快之间的矛盾，党委领导与纪委独立之间的矛盾，纪委办案人员有作为与乱作为之间的矛盾。

　　第一对矛盾即程序正义与办案求急求快之间的矛盾最为凸显。程序正义被中纪委视为“讲政治”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曾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大势逼人，为了追求办案效率，求急求快难以避免，甚至出现了“警惕以程序正义的名义阻滞反腐大业”论调的出现，实际操作可能就会有“先斩后奏”、“倒逼”、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再往上一端的情况。

　　第二对矛盾党委领导与纪委独立的关系也是中纪委这次极为强调之事，也是中纪委此番发文的重点施力之处。“纪委独立”并非新论，自周永康案破除“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起，扩充中纪委权力的唿声就被频频放出。在地方上，纪委书记在党委班子中扮演角色逐渐吃重，“机构整合，垂直管理”在组织架构上让地方纪委完成“涅槃”，渐有独立之意。一些舆论论调让纪委正在从曾经的“龙套”角色走向另一种极端。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了纪委官员目中无人，自视高其他党委成员一等的情况，让其他基层干部“敢怒不敢言”。作为中共的纪律检查部门，纪委脱离党委领导，显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需求。

　　第三对矛盾恰恰基于这种“独立”和“重权”的错觉之下，为了追求破案率，有纪委办案人员过于追求有作为，最终异化为“乱作为”的情况，也不罕见。早在2012年薄熙来案审判期间，薄熙来就曾在庭上自爆遭到中纪委的刑讯逼供与威胁。官场反腐，高层用意或非“运动”，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谁也不能担保“乱作为”情况销声匿迹。官场因此反弹，纪委因此“刹车”，也就因为可能性极大而引发各种猜测。以此来看，这篇《讲政治 顾大局》实际正是中纪委对于这些已经存在的矛盾的反思，更是对自身的一种“警醒”。

　　庸政懒政也是腐败

　　除了矛盾引起的种种现象之外，观察三年反腐，对于官场，也或多或少出现了副作用。

　　第一个副作用是官场出现了明显的庸政懒政情况。目前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人民论坛》曾发表一份对官员心态的调查，其中就谈到，在反腐压力下官场启动自保模式，64.4%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儿”，例如过去为保地方财政与GDP增长，不怕拆迁征地引起群体性事件，现在宁可不做或少做。中央高层已经认识到官员“不为”现象严重，甚至有可能将成为一颗改革之路上的“地雷”，以至于李克强就曾多次喊话官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

　　这种庸政懒政随即引起了第二个副作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过去五年当中，大陆很多地方的基础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而新常态和反腐使得地方政府不再举债大兴公共工程，八项规定又使得公款吃喝风得以刹住，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影响经济的情况也不能否认，只可视之为“壮士断腕”。

　　而且，正如中纪委网站刊文所言，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为何会有“双刃剑”之言？为什么说会损害党的形象？因为腐败官员层出不穷，似乎是抓之不尽，这也使得坊间将中纪委反腐唿之为“守着粪坑打苍蝇的现状——不打民众不答应，接着打会把自己累死”。

　　党鞭本位的制度反腐

　　恰是因为对过去三年反腐的总结，对于这些矛盾和副作用的正视，中纪委以文明志，表达自己要回归“党鞭本位”的意愿。在美国政治题材电视剧《纸牌屋》中，曾着力塑造了一个名为弗兰克?安德伍德（ Frank.J.Underwood）的政治人物，在这部剧中，男主角的身份是众议院中民主党的“党鞭”。这部以描写美国高层政治阴暗面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也受到了中国观众的追捧，甚至现任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在其上任之初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这部美国政治剧，消息称，王岐山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

　　党鞭一词起源于英国，最初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议会系统中，到19世纪末，美国国会两党借鉴英国的经验，开始陆续在参众两院中设立这个职位。其负责维持议会党团纪律，让党员“保持队形”。而根据中共党章规定，中纪委是中共党内负责党风、党纪和反腐职能的机构，设书记一人作为最高负责人。仅仅从职位和在党内位置的重要性来看，中纪委被称之为“中共党鞭”无可厚非。

　　而党鞭回归以为着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重回治本阶段，真正进入制度反腐阶段，将权利束缚在牢笼里。一个政权，中央层面使用霹雳手段惩治官僚贪腐是否有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绝不是全部。在中国文化中，“标”是树梢，“本”是草木的根。“标本”二字最早为中医学所借用，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说法。后来这个词汇被用到反腐败斗争上。一般地说，治标指查办案件，惩处腐败分子；治本指从源头上治理，进行制度建设。

　　其实这不妨再次回到2014年的四中全会中去，当时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口号，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对党内腐败进行制度框架建设。正如三中决定一样，腐败要靠制度约束，这不仅是王岐山，更是习近平反腐的核心思想。当中纪委开始迈出重回“党鞭”的步伐时，习近平曾经说过的“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就再度需要被舆论重视。　　(王雅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