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的抗议者，其中还包括一些中国作家。几个街区外，纽约书展正在举行。　Sam Hodg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几年前，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取得了大多数小说家梦寐以求的事业成就。他写的八本书在中国卖出了200万册，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吸引了逾800万名粉丝。

　　但在2011年，他决定停止出版书籍，他担心与中国审查机构起冲突，甚至更担心已经侵入他作品的自我审查。他现在想，自己当初不应该出版某些早期的作品，那些作品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政治议题。

　　今年41岁的慕容雪村说，“当我回过头看这些书时，感到很惭愧。”慕容雪村住在北京，本名郝群。

　　周三晚间，数名作家聚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台阶上，抗议中国限制言论自由和表达的举措，慕容雪村也在其中。庞大的中国出版商代表团来到曼哈顿，参加于本周举办的重要出版业活动美国书展(BookExpo America)。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促使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组织作家参加这次集会。

　　两种活动的并置产生了鲜明的反差。本周，数以千计的书商、图书馆负责人、出版商和作家汇聚在雅各布·K·贾维茨会议中心(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参加书展，中国出版商作为国际贵宾受到盛情招待。为了庆祝这一活动，中国政府派出了由100家出版公司的500名人员及26名顶级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参展。中国出版商在展厅中占据了大约2.5万平方英尺（约合2300平方米）的展位，还计划在全市各地举办50场活动，包括诗歌朗诵、电影放映、作家座谈及大型出版商的展示活动。

　　在距离该中心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慕容雪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大声朗读2013年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被禁，内容被删除后写给中国监管机构的公开信。他说，“你们把文学当成毒药，把言论当成犯罪。”

　　与他一同抗议的有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和A·M·霍姆斯(A.M. Homes)等美国作家，以及在中国出生的小说家哈金和郭小橹。他们轮流朗读因为写作而被监禁或软禁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藏族诗人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作家刘霞及丈夫——诗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以颠覆国家罪被判11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

　　美国笔会的负责人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表示，“有那么多中国作家因为自我表达而陷入危险，如果请来一个政府支持的代表团，那你只能听到故事的一部分。”该组织提倡言论自由。

　　书展的组织者称，中国在书展上扮演重要角色，代表着世界上两大出版产业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会面。

　　书展活动总监史蒂夫·罗萨托(Steve Rosato)说，“整整一代人都会记住这场活动，因为这将是开启某些大门的起点。”他表示，该活动不是讨论审查问题的恰当场合。

　　“我们不适合针对那个问题做任何事，”他在被问及美国笔会的目标时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他们代表着重要的贸易机会。”

　　中国在今年书展中的显着地位突显了中国出版商与国际文学界日益加强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言论自由标准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开展商业合作的难度。

　　为了在国际上提升文化形象，从而发挥“软实力”，中国加快了出口图书、推广作家的步伐。中国出版商最近几年在伦敦及法兰克福书展上都大力推广他们的书目。

　　美国和中国的内容出版公司进行了一些重大交易。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电子书经销商Trajectory与中国数码公司腾讯签订了一项协议，打算在北美和南美销售腾讯的20万本中文电子书。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西方出版商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兴趣，中国政府也想让西方了解更多的中国作家。”华志坚着有《21世纪的中国》(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一些美国出版商称，他们的业务在中国得到了迅勐发展，而且他们并未受到政府的大力干涉。

　　“中国对西方图书的兴趣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社长尼科·丰德(Niko Pfund)说。“事情的顺利和便捷让我又惊又喜。”

　　中国的图书产业迅速发展成了一个价值80亿美元（约合496亿元人民币）的行业，其规模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二。2013年，中国出版商推出了44.4万本书，而2010年仅有大概32.8万本。每年，中国都会新增约2000万名会讲英语的人。

　　中国出版商一直在积极引进西方图书，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作家的书。2013年，它们购买了16000余本外国图书的版权，其中将近5500本来自美国，与10年前的购买量相比增加了一倍还多。2014年，哈珀科林斯(Harper Collins)向中国输出了大约9700本英文图书，并指出中国是它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之一。它说，商业书籍和儿童图书最受欢迎。

　　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称，它每年会向中国出口5万余本英文纸质书和电子书。

　　“中国人对外国文化非常好奇，”凤凰国际出版公司(Phoenix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总经理吴小平在书展的一场讨论会结束后，通过翻译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和美国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会愈发密切和友好。”

　　当被问到一些话题的写作是否受限，以及他的出版社是否需要遵守政府规定时候，他回答道，“无可奉告。”

　　在中国，审查——以及更为常见的自我审查——一直是出版行业的特色。该行业一直处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中国政府共有大约580所国有出版社，可以保证国内出版的书籍不提及所谓的敏感话题，如同性恋权利、中国少数民族的不满，以及1989年针对民主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

　　“甚至早在作者动笔之前，中国的审查过程就开始了，”参加笔会活动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称。“人们为什么要写明知永远无法出版的作品呢？”

　　在中国出版作品的西方作者也无法逃脱中国更为严苛的标准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就不情愿地与出版社的审查者进行了合作。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记，但这本书的大陆版省略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形容词，还删节了一整段关于邓小平的内容。但傅高义表示，为了让那些对本国基本完整的历史如饥似渴的读者读到这本书，这些删节是必要的。

　　少数情况下，作者没有向审查屈服，而是选择了放弃出版交易。《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的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决定不在中国出版此书的译本，因为编辑此前告诉他，他们要删去关于艺术家艾未未和仍处于监禁之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内容。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我看来，删除这些内容并不是在与中国读者交流，而是会把他们孤立起来。”

　　还有些作者在作品出版前根本不知道作品内容的变动，直到作品出版后才知道。当《正午的恶魔》(The Noonday Demon)一书——这是一本关于抑郁症的书——的作者安德鲁·索罗门(Andrew Solomon)得知自己的书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被更改之后十分生气，更改后的版本删除了他提到自己是同性恋的内容。

　　“我认为，有人会建议，因为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中国内部的审查标准，”索罗门说。“讨好中国，不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做法，说好听的叫天真，说难听的叫虚伪。”

　　（作者ALEXANDRA ALTER 2015年05月29日。Andrew Jacobs自北京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