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内个人权威色彩淡化，党内权力的承传必将更加倚重于制度化的程序安排，原任领导人的意志或“指定”对于接班人选的决定性作用将递减。

　　从明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

　　300多名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将在四天的会议里，听取政治局工作报告，并对新形势下的“党建”问题进行研究。

　　围绕四中全会的召开，中国主流媒体纷纷将党内民主、反腐制度建设、权力的制约监督以及扩大基层干部直选列为本次全会“看点”。但是受访观察人士认为，本次全会对反腐、基层直选等课题拟定实质性办法的可能性，并不让人乐观。

　　四中全会针对党内民主进行讨论的成果，反倒是可以期待。中共必须具体实行党内民主才能处理三年后“十八大”权力交接制度的安排，借重制度来为下一代领导人确定领导地位与权威。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受访时指出：“四中全会一般都是为下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下一个大会（十八大）将面对接班的问题，接班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问题，在现在的环境下，没有党内民主是不能解决的。”

　　中共至今出现过四代领导人。其中2002年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上任，被形容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不过，胡锦涛的接班人身份是在前领导人邓小平在世时明确，因此当年的交接也不乏“权威认证”成分。如今，随着党内个人权威色彩淡化，党内权力的承传必将更加倚重于制度化的程序安排，原任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指定”对于接班人选的决定性作用将递减。

　　事实上，国外观察者更早也都指出，在中共不放弃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发展党内民主就是必然选项。从这个角度说，最高权力交接方式的制度化压力，将推动全党向民主化的方向演变。中共将在此过程中小心翼翼驾驭形势发展，以规避不确定性因素与政治风险。

　　至于四中全会的党内民主具体措施，有境外消息指出，新举措可能包括实行党务公开和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实行党内言论开放，改进党内选举制度与完善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在临近中共建国60周年大庆前召开的四中全会，也正面对严峻的外部压力，这包括这两年来此起彼伏，规模升级的群体性事件，边疆地区骚乱、政府公信下降与民怨加剧等。

　　党政高官的廉洁状况也不容乐观。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许耀桐最近接受接受官方媒体新华社采访时说，仅2008和2009两年里，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六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

　　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现腐败现象的也不在少数。近期在扫黑行动中落马的重庆司法局长文强，就被曝拥有来历不明的上亿元人民币资产。腐败被认为是当前社会最深恶痛绝、也是最容易激起民愤的政治弊端。

　　因此，舆论界热切期待四中全会能够对反腐的制度建设做出更强力与具体的部署，例如推出和实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制度化解决“三公”（公款吃喝、公车、公费旅游）消费问题。

　　不久前，与北京关系密切的香港《大公报》引述政情观察人士称，本次四中全会在反腐方面的动作将主要有二：一是有望听取中纪委对康日新、王华元两位腐败官员的审查报告；二是关于党建工作的文件中，将有专章部署反腐倡廉工作。

　　不过，展望四中全会的总体成果时，也有学者表示难以抱过高期望。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受访时提醒，讨论中共的建设倘若仅有理论而缺乏实际内容，则意义有限。

　　汪玉凯认为，在涉及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路线与框架方面，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已展现过清晰的思路，提过非常好的目标。

　　十七大报告写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还提出了“三个四”的目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实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基层要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汪玉凯说：“四中全会如果能把十七大的改革目标稍微具体化，就超出了我的预期。”

　　他认为，越敢于触动关键问题，中共执政地位将更巩固，中国政治模式也可能真正形成并得到外界认同。但目前的趋势显示，当局判断改革比不改革风险更大，因此选择加大力度维稳与控制，这一判断将导致风险加剧，维稳成本不断提高。

　　“由于政治改革迟迟没有进展，老百姓从期望慢慢变成了失望，有些人甚至完全失去耐心。就如社会突发性事件，过去老百姓是为了争利，在一定的法律规则范围内争取利益。当老百姓利益争取不到时，就变成泄愤，泄愤最后发展成骚乱，最后还可能演变成动乱。”

　　他说：“这次会议如果能做到，哪怕只是像打强心针、兴奋剂一样，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或者‘三公’消费方面出台几个具体措施提振社会信心，就算有成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