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洋海军官兵

　　今年又逢甲午，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第一，高层“改革惰性”。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交谈，他对日本想与东亚传统决裂表示不解，认为日本人以西装换掉古老民族服装是不敬祖先。森有礼却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自己原来的穿着要好。”这场关于服装的辩论，反映了两国改革者完全不同的变革取向：森有礼主张变革必须彻底；而李鸿章则坚持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说中国决不推行日本式改革，决不用欧俗，只是认为“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无疑，“中体西用”嫁接，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其说为强国强军提供了一定空间，毋宁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处境，反映了清廷上层反对、拖延全面改革势力的强大。后者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当改革与旧制稍有冲触，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以夷变夏”、“乱臣贼子”、“汉奸卖国”。上层极度缺乏改革共识，使最高当局在看待改革问题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这种惰性，致使发展“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实业步履维艰，体制变革一误再误。李鸿章虽然组建起亚洲最大、装备先进的北洋舰队，但是，其它配套军事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等，却远远没有跟上。对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早已全盘掌握，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加紧筹划对中国开战。

　　第二，国民“一盘散沙”。传统中国，朝廷为树立君父权威，建构了一种家(老百姓)对国承担单向伦理义务的社会治理体系。因而，从传统中国历史看，由爱家到爱国，对于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逻辑断裂：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二者多数情况下互为异己，老百姓的家与一姓王国除了伦理关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益关联，无法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民众不存在把国(朝廷)作为自身利益代表来热爱和捍卫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内在地存在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若非遇到巨大的国破家亡危机，人们的精神旅途通常归于家而终止，民族魂消散在家的细胞中，无法上升为整体国家民族精神。

　　清朝晚期，由上述家国关系内在断裂决定的国民“一盘散沙”局面更加突出。表现在军队中，将领不负责任，严重腐败，基层官兵厌战怯战，战场上临阵脱逃现象十分普遍，充分暴露出体制性涣散对军队作战造成的严重后果。

　　第三，文化“积弊难返”。清帝国后期，不论国家还是军队，转型变革至少面临三大阻力：一是思维定式。清廷上下，以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思维定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方式，如固守冷兵器时代“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的训练、作战方式，无视新式热兵器对改进训练和作战样式的新要求，成为影响清军包括北洋海军军事理论、训练作战、风纪管理的重要文化模式。二是“潜规则”。无孔不入的人情交往模式，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人情网”、“小圈子”，致使用人上不正之风盛行。比如，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统帅时，国内海军军官学堂已毕业几届学生，首届赴英国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这些人都被他排除在统帅人选之外，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不懂海战，却被选任为舰队司令官。其中原因，不外乎丁出身淮军，与李同乡，对李唯命是从而已。丁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惨痛代价。三是部门利益。如有些军中后勤保障部门权力过大，又缺乏相应制约，随意压减、扣发前线部队军饷和弹药。甲午海战中，有的军舰严重缺乏炮弹，只好用训练弹向敌舰射击。

　　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今天，当我们回顾120年前那场战争，我们毫不讳言，有一系列历史障壁，导致甲午海战失败于无形，羁绊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脚步。当代中国，尽管从很多角度看，早已不是过去之中国，但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消极因素，仍然死而未僵，影响着我们追求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如何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精神，走出一条穿越历史迷雾的强国强军道路，仍然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关键在于消除信息社会“时代差”。这个时代差不仅是武器装备的“代差”，而是一个大的社会时代差。一支军队，如果整体上落后于时代基准，如当年大清国军队，即使有一些工业时代的武器装备，必然要打败仗。近几十年，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撒手锏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未能摆脱外部压力、战争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整体信息化水平落后于时代基准。21世纪，在追求“全谱优势”、“全球即时打击”的态势下，军队达不到信息化时代基准要求，威胁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因此，对于我军来说，重要的不单是在某种关键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而要在整体上消除信息化这个时代差，从而在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训练和作战样式等方面全面跨入信息时代，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和整体交战能力。

　　第二，处理好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权重关系。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周边或域外大国围堵与遏制；无一例外会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抉择，即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关系？当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受到日本忌惮，后者不惜几十年坚持不懈地筹谋策动，阴谋通过战争来破坏、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甲午战争恰恰达成了这样一个战略企图。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危害、蚕食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特别是日本安倍政府，为二战军国主义招魂，频频挑衅中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这警示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发展战略的关系，既要防止军事发展战略超越国家发展战略，又要积极作为，随时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因此，决不能把牺牲“军事上适当有所作为”，作为换取“和平发展形象”的代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拥有远程战略打击力量的强大军队，不仅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能让战争的策源地也成为战场，彻底改变近代以后侵略战争发动国后方总是安全的这一历史。以此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必然成为我们实现强国梦的重大战略目标。

　　第三，打通家与国内在联结，夯实强国强军根基。历史证明，只有把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只有把执政目标契合到人民的诉求、需要之中，才会有天下“匹夫”甘心与之共担“兴亡”之责。今天，我们把“人民梦”与“中国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以此整合、优化当代中国家国关系，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视角出发，建立基于权益共享、真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家国共同体，进一步从根本上弥平传统中国家与国、保家与卫国的权益鸿沟，由此奠定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外来风险、挑战和不测事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

　　第四，以前无古人的军事变革及其成果支撑国家现代化。近代中国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当西方军事完成了从“农业-军事体制”向“工业-军事体制”和“商业-军事体制”转变后，中国军事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军事体制”上。不仅如此，就连军事领域里的“人”，也仍然是一群“传统人”，演出了“马拉火车”的历史荒诞剧，产生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现代化畸形儿。今天，在军事发展问题上，如果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不解决，仍然可能出现“传统人”扭曲现代体制机制，抑制先进装备技术效能的“英格尔斯效应”问题。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弥平人的差距，推动人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能力全面向信息化跃升。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