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

　　美国外交“救世主心态”根深蒂固

　　自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亚太伙伴国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这样一两句话，“我们给予你们安全保障，我们帮你们拿回了自由”。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访韩期间就公开表示，其父亲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和美韩军队一道，帮助韩国人民“获得自由”。

　　影响深远

　　这些，其实都折射出美国外交中长久以来就存在着的“救世主心态”。对其恰当分析理解，有助于认识美国外交的本质。

　　首先，它表明美国始终存在着“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和扩散以其制度为核心的普世意识形态”冲动。正如19世纪早期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的：自独立以来，美国就形成了“将与美国相同的制度引入到世界其他国家之中，促进美国安全”的观念。到20世纪，美国更是牢固确立了美国制度如无法扩散，其自身将无法生存的观念。在推进物质利益的同时，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散播，这成为美国与别国外交鲜明不同之处。

　　从1823年出现 “美国制度向美洲扩散”的门罗主义，到1917年出现“美国制度全球扩散”的威尔逊主义，鲜明展示出美国一以贯之的、以其制度重构世界秩序的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外交手段会千差万别，但其以美国制度重塑世界的目标始终执着保持。

　　其次，它始终专注于改变而从不满足于现状。在如何使用拥有的权力方面，与他国通常致力于以权力塑造稳定秩序不同，美国是以权力谋求世界的“美国化”改变。自独立至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始终致力于对欧洲构建“均势求稳定”的旧实践予以颠覆式改造，美国自认为外交舞台中的革命国家。

　　美国对世界不间断改造进程中所形成的既有惯性，导致其外交对自身的巨大破坏性。通常而言，国际政治中，强者求稳、弱者求变。然而美国独特之处是，在冷战后至今其权势超强状态下，却一直不断地在寻求改变既有秩序。例如，克林顿以扩大北约寻求改造欧洲，小布什以伊拉克战争寻求改造大中东，奥巴马以“再平衡”改造亚太等不一而足。客观而言，其改造结局却皆以悲剧告终。欧洲已明显出现了俄与美欧对峙为特点的欧洲分裂、中东出现了叙利亚与伊拉克持续内战及IS的泛滥、亚太区域呈现区域一体化停止态势。美国这种在不论自己强还是弱的状态下都执着改变的钻牛角尖式的“牛劲”，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第三、救世主心态下美国外交政策带有深刻且强烈的不妥协性。对其认定的威胁，美国往往选择予以彻底消除，而非与之共存。美国在19世纪将法、俄、西等国家相继排挤出了北美大陆，对印第安人则予以彻底清除;美国在20世纪对共产主义的苏联，采取的是予以击败或瓦解的政策。“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同样采取了予以消灭而非遏制的政策。

　　三大原因

　　救世主心态反复将美国带入战争之中并使其深受其苦，但美国却始终对其痴迷不变，无法割舍。究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以康德和约翰·洛克学说为其外交思想根源。前者关于“战争方式消除非自由国家威胁具合法性”的观念及洛克关于“主权在民和人民有革命权力”的思想，界定着美国的自我身份认同。洛克学说确立的美国建国理念，康德所支撑的“美国理念与制度的世界扩张”思想，为美国国家建设与外交塑造勾勒出了一个具有国内共识性的行动蓝图。这种启蒙理念贯穿于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中，容不得其他观念体系的竞争，带有绝对主义的天赋色彩，始终强有力影响着美国外交规划与实施。

　　第二，美国天然地以其自身国内秩序和持有的意识形态观，来衡量与美国交往的国家，习惯地以价值观或愿望而非客观现实来处理对外关系。现实主义者乔治·凯南曾对此严重弊病予以痛批，呼吁外交决策应由深谙国家利益的专家处理，降低道德主义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但收效寥寥。长时段看，美国外交历程是在沿与现实主义者所列政策处方相反方向发展。现实主义理念被搁置也已有趣地成为美国外交传统。可以说，“救世主理念”塑造着过去、当今与未来美国外交演进历程，转变几无可能。

　　第三，美国宗教与外交奇特结合更是固化了其“救世主心态”。作为西方世界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相当多美国精英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自身特色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强调信仰的宗教与强调科学的启蒙思想本应是相互不容的，但美国硬生生地将基督教与理性观念有趣地扭合在了一起，以至于无法将其分离。这导致美国在精神与世俗领域都牢固确信：美国的准则是普世适用、普世受惠、普世渴望。这种奇特的启蒙观念与宗教观念“化学反应”，所导致的绝对主义，更是注定了“救世主外交”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

　　应该说，“救世主心态”是美国外交固有基因，它导致了美国对其外交的疏于反省和难以换位思考，这对其自身和世界而言，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