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亟需新型外交战略

　　雪 珥

　　是否该向中国“靠拢”，近期又成澳大利亚的舆论焦点。

　　澳大利亚首位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日前发表公开演讲，认为由欧洲和美国领导的时代已行将结束，呼吁澳大利亚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并“在我们的教育中注入中国问题研究和中文课程”，争取让澳大利亚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

　　菲茨杰拉德的讲话不仅受到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受到诸如《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注意。

　　在菲茨杰拉德之前，前总理基廷，前驻美、日和印尼大使约翰·麦卡锡，前外长鲍勃·卡尔等澳多位政要也公开发出向中国“靠拢”的呼吁。

　　澳政府最为引人注目的实际动作，就是公开呼吁中国加入TPP，填补美国退出而留下的空白。澳外长毕晓普在上月接待中国外长王毅时，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澳中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凡此种种，的确显示澳有向中国“靠拢”的感觉。但是，澳外长毕晓普上周在新加坡演讲时，却又警告中国“如果不拥抱民主，就永远无法激发全部潜力”，并呼吁美国提升亚太事务的参与度。同样是这位外长，此前在诸如南海议题上，一直表现得相当强硬，曾因此在中国媒体上饱受批评。

　　对于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中国应综合理解。

　　澳大利亚的基本国情是“大国寡民”，这决定了其安全方面的先天焦虑，“事大主义”成为澳建国以来的外交基调，先后依靠英、美“老大哥”，忠实、甚至超额地履行了作为“小弟”的各项义务。澳美同盟建立之后，澳参加了美国所发动的每一场对外战争，在美朋友圈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如同任何一种差距过大的亲密关系，澳亦遭遇过颇为伤怀的“遗弃”。当年，美国一方面与中国秘密外交，一方面却将澳洲紧紧推向反共反华第一线。感觉被“涮”的澳大利亚，恼羞之余亡羊补牢，在1972年迅速实现澳中建交，成为澳独立自主外交的典范。

　　特朗普当选后，在与澳总理初次通话时表现傲慢，引起澳朝野普遍不满，进一步激励澳内部推行独立外交的呼声，主流媒体也发表诸如《澳大利亚需要新的中美战略》的社论。

　　可以说，当下是澳大利亚立国一百多年来，探讨新型外交战略最为认真和迫切的时刻。美国表现出的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倾向，令澳极为担忧。澳甚至召回驻全球所有大使，这种世所罕见的大动作，正是其外交顾虑的急迫表现。

　　澳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与美国新政府沟通，争取时间，“电话门”事件后，澳外长毕晓普在美进行高强度公关，最终成功邀请美国副总统4月份访问澳洲；毕晓普在新加坡的讲话，既是澳政客展现“政治正确”的程式化动作，也是讲给美国老大哥听的表态。另一方面，澳试图深化同中国在捍卫与推进全球化方面的合作，甚至率先表态希望中国加入TPP。

　　凡此种种，都是澳大利亚不断自我调整，试图适应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努力。澳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计，绝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一方面，澳美同盟是澳在二战后几十年来的立国根基所在，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的诸如安全保障之类的产品是不可替代的。即便美国走上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澳亦绝无可能“弃美投华”，何况这对中国也毫无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澳国内市场的狭小决定其必须依靠全球市场，绝无可能推行任何反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绝无可能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澳最佳选项必然是：推行独立外交战略，在中美之间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协调角色，从而变“左右为难”为“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