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被大家喻为中国一代有良心的资深教授，他反复强调大家要透过表面看问题的实质，透过现象来正确判断和透析时局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虽然这句话非常中肯，也好理解，但真正要做到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去了解和分析世界种种事物的真相，内容，实质与变化，分辨各种事物与人的对与错，好与坏，真与假等等，但是当前我国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或集体.

　　我个人以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凤毛麟角，九牛一毛而已。他们要不是初生牛犊，缺少阅历，没有正确而成熟的世界观，不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看待世界事物的变化，自然他们总是被眼前所出现的危机和事物所迷惑，所左右，从而不知所措;要不然就是缺乏足够智慧，理解能力和远见，不懂装懂，胡言乱语，做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还有的就是老朽，顽固，固步自封，缺乏创意和进取心，只知道家里的三分地，跟不上世界的时代发展步伐与需要，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过分关注小集团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最终一事无成.

　　否则就是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态度，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情结，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在关乎民族大义和老百姓切身利益面前，麻木不仁，迟钝，表现得没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信心来面对和处理所出现的重重困难和危机等。

　　而事实上对时局的正确判断与认识，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洞悉各种问题和事物的实质与根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优秀的品质，超人的智慧与勇气，无疑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游刃有余和拥有自信心的先决条件和依据，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白白坐失发展的大好良机，更甚者是至整个民族与国家于水火之中。

　　那么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化国家，对我们来说，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高素质，高智慧，高政治觉悟，强烈的民主意识，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深明大义，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中国老百姓，是未来构成一个高度民主，高度自由，高度文明和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必备基础和保障。

　　针对美国，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等国家，在中国背后所使用的种种卑鄙伎俩，险恶用心，小人行径，在我们感到不可理喻，震惊，愤怒，失望的同时，是否会更多的时候会想到，正是由于我们国家发展战略上出现的一系列的重大失误，过错，缺陷和幼稚行为，而为这些重大危机的出现和存在而创造了条件与基础呢?

　　是否应该为我国的这种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过错，缺陷和幼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犯罪的行为，他们能够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扮演了什么不光彩角色呢?也许他们都会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先知，不可能未卜先知，这些危机的出现出人意料，是不可预料，不可控制的，也实在是没有料到这些小人会如此卑鄙下流;而且这些问题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前辈留下的过错和责任，与我们有何干系等等呢”，但是我要说，“在国家已出现重大损失，对民族已构成了重大危机的事实面前，他们所有的狡辩和理由是苍白无力的，根本不足已弥补他们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出现的麻木不仁，迟钝，顽固，幼稚等等一系列重大失误和过错，事实上已构成了重大失职，甚至是在犯罪”。

　　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从来就不是稳稳当当，一帆风顺，手到擒来的事情，她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痛苦抉择，牺牲和无私付出，来达到彻底改造和打破已严重僵化，麻木不仁的国家体制的格局，那么这样一来就必定会打破原来的社会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必定会触动那些既得利益者——官僚主义和腐败分子的即得利益与手中的权力。

　　那么只有沉重打击和消灭社会中那些官僚主义作风，贪污腐化风气的泛滥，才能最终实现具有无限活力的新的民主集中体制，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强势地位的老百姓的高度民主化自由化法制化的国家。为此作为改革家们需要付出想象不到的心血，智慧，体力，意志，时间，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可能让整个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转折和新的旭光，因为他们不但需要对付那些灼灼逼人的外部敌对势力，还必须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敌人和腐败势力.

　　而事实上国内的敌人和腐朽势力，比起外部敌对势力来，过之而不及，他们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在暗处虎视眈眈，同时这些腐败份子具备高学历，高智商，神通广大，他们的触角遍布各个要害部门，不管是在黑道还是白道，都有他们强大的势力，总之要与他们为敌，要彻底扳倒和消灭他们，那就是虎口拔牙。试想那些平庸的，目光短浅，总是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注定是碌碌无为的人或集团，他们是否有信心，理念，意志，智慧和崇高道德来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和角色呢?

　　他们是否有信念与动机来积极主动地承担这样的职责和牺牲吗?他们会用自己的才干，精力，时间，甚至是前途和生命的代价来扞卫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改革吗?而勇气，信心，理念，原则和群众的支持是最终取得成功和胜利的关键与基础，而勇气，信心，理念和勇于坚持原则，则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敏锐的洞察能力，使命感，危机感，以及远见卓识，运筹帷幄与创新的能力，来作为自己的动力来源。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传奇的优秀民族，她不断地为整个人类创造着新的历史和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所作出的贡献和作用是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无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不断地为华夏文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历史传奇和神话，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经典之作。

　　自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特别是在群雄逐鹿，相互吞并的时候，各个国家为了在腥风血雨的群雄争霸得到生存，强大，胜出，最终成就自己的霸业，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谋取国家的强大。那么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食，人口，以及其它重要战略资源，主观上就会有强烈的改革体制弊端，理顺社会关系，引进优秀人才，打压腐朽势力等等的意愿。

　　例如春秋时期秦孝公，战国末期的秦始皇，汉朝的汉武帝，三国中的曹操，唐朝的李世民等等，而像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他们都是我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可以这么说，改革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之中，成就了中国历史文明与进步。

　　这些政治家改革家不但具有超人的智慧，敏锐的社会洞悉力，还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危机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造福于社会和百姓，他们顶着顽固势力，腐朽势力等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冒着随时被统治阶级所抛弃，成为当局的替罪人和牺牲品，而陷入身败名裂，四面楚歌的绝境，最终惹来杀身之祸，甚至是株连九族。而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演，显示着改革的艰辛和困难，也显示了这些政治家和改革家的伟大和无谓，人类历史上因为他们才显得更加辉煌，更加丰富。

　　那么反思我们在建立国家的军事全球打击系统，特别是在研制大飞机和航空母舰时，一直以来都被我国所谓的专家和精英们的百般抵制和强烈反对，使得中国的军事打击能力和打击范围在半个世纪中未能取得任何明显的突破性进展，不但继续加大了与美国的军事实力的差距，还被我们的宿敌与重要竞争对手日本后来居上，使得日本鹰派有恃无恐，在钓鱼岛主权之争中，更是反客为主，无理取闹。

　　正是由于我们的反制能力与手段非常的有限，所以在一系列关乎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使我投鼠忌器，左右为难，陷入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之中。而事实上这些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系列重大问题上，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惨重的代价，给我们的教训是惨痛的，深远的，那就是一直以来，我国始终没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全球发展战略，自然也就没有一系列的，国际间博弈的理论基础相配套，更没有一套针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有力反制措施。

　　例如在秦国时，他们的国君们为了有效地完成整个中原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都在千方百计地广纳人才，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人才队伍，扩大和强化自己的各种优势，如先后启用了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魏冉，范睢，吕不韦，李斯等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通过商鞅通过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益大幅提高，同时有效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政治上通过有力打压腐败堕落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有效破除了已严重僵化和腐败的国家体制，释放了社会活力，优化了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结构。在军事上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强化杀敌的奖罚制度，使得秦国的军队变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虎狼之师，成为了其他六国挥之不去的噩梦和恐怖的终结者。因此商鞅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原动力。在破除六国的合纵联盟，有效化解对秦国的统一大业的威胁方面，张仪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利用连横的政策来有效破解了敌国的合纵。再加上范睢所提出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军事战略思想，为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战略发展方向和有效手段。

　　那么作为秦国的历代君主们，把统一中原，成就秦国霸业的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成为他们尽其一生的远大抱负和为之奋斗的动力。正因为秦国当权者对自己和国家有十足的信心与把握，以及秦国人民对国家和当权者的无限热爱与信赖，所以秦国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上，始终处于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秦国人看问题总是比别人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远。

　　那么在制定各种国家政策和军事发展战略蓝图时，就更切实际，更符合客观事实，更加有效，针对性更强。而其他六国的君主就很少有这样雄才大略，气吞山河的胆量和霸气，总是被眼前的利益所束缚所左右。正由于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冥不化，鼠目寸光，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残杀，大动干戈，最终是自断手足，给秦人趁虚而入的机会。更不要说制定什么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规划，来广纳人才，励精图治了。那么由于六国统治者们的荒淫无度，自甘堕落，直接导致了整个政府机构和官僚贵族的贪污腐化的风气在社会的迅速蔓延和泛滥。可想而知这样的统治者和官僚贵族们能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军事打击能力，显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上是否发达，文化上是否优秀，科研能力是否强大，政治上是否民主，也是显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勇气，胆识，魄力，远见和忧患意识。更是考验一个国家体制是否健全，成熟，且具有活力，运行是否高效，政府官员是否廉洁奉公，老百姓是否占据了强势地位等等。我们非常熟悉的清朝末年的北洋水师，它即是洋务运动的“杰作”，也是腐败的清政府的面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

　　我们且不管它的舰队是否庞大，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只看它的官兵的素质和军队文化，就让人感到他们简直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李鸿章一心想的是如何保存实力，来继续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在甲午战争中他一味地避战。而像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官员们想的是如何地升官发财，荣华富贵，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受贿，克扣军饷，弄虚作假，士兵们更是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在那里混日子。

　　显然这支军队没有自己的军队文化，没有自己的灵魂，更没有战斗意志。有的是官僚主义作风，腐败与堕落，试想一支机制僵化，死气沉沉，缺乏活力，没有信仰，没有尚武精神，拿着高薪，贪图享受的军队，一支缺少作为一个军人所应具有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危机感的军队，会有运筹帷幄，卧薪尝胆，励兵图治，克敌制胜的动力和意愿吗?既然北洋水师完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主义产物，一个面子和豆腐渣工程，那么我们能够寄予他们什么样的期望呢?

　　实际上，由于洋务派的苦心经营，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他们大量兴办企业，开办矿厂，办教育，搞科技，学技术，训练新兵，还组织大量的有志之士出国留洋等等，这些洋务运动涉及到清末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例如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仿造西式船炮的开始。

　　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当时远东第一大船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以及洋务派筹建的三支海军：南洋，北洋和福建，还有左宗棠创办的湖北船政学堂等等，都奠定中国近代在军事，经济和科学上的基础。

　　但是所有这些运动和改革只是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内，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支持与相应，因为这些运动或者说是改革，并没有给腐朽堕落的封建王朝造成任何冲击，也没有触及到封建阶级的任何利益和地位，那么中国的未来和命运实际上还是牢牢掌握在那些腐朽无能，仇视资产阶级革命，歧视现代工业文明进程的权贵们手里。

　　由于洋务运动只局限于挽救残延狗喘的清政府王朝的最后覆灭，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全社会中，没有培育和壮大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更没有构建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体系，那么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官僚资本和机构，在非常有限的空间和范围内作有限的运作，也就意味着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没有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注定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

　　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那么这句话也完全可以体现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上，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体制，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党，官员，政治家，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也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军队。而一个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敢于改革的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将决定的是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