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正日走上朝鲜政治舞台后，已经七度访华，从每次访华前后半年的新闻线索中，总能找到某些若隐若现的关联。清晰可见的是，他每次访华时，朝鲜都处于麻烦的漩涡之中。

　　1974年正式被确定为朝鲜储君后，随即被安排进朝鲜实权或强力部门锻炼。1983年10月9日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缅甸时，险遭朝鲜特工暗杀。当时外界怀疑此事为金正日所策划，因为当时他正主持情报部门工作。对此韩国方面盛怒至极，甚至试图进行军事报复。

　　而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前4个月前，金正日访问了中国，在邓小平的安排下考察了改革前沿的深圳。这似乎成功地拖延了中韩两国正式建交的进程，直到 1992年中韩两国才正式建交(中日两国在1972年建交)。若干邓公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邓公会晤金正日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糊涂蛋，将来会做出威胁中国命运的事吧!”

　　返回朝鲜后，金正日曾批判中国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中韩建交又使中朝关系一度冰封。1994年当他正式接掌朝鲜帅印之时苏联已经解体，在沉寂3年之后，2000年5月正式他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随后不到一个月金正日就和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正式会晤，于此同时朝鲜和周边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接触，紧张的关系开始正常化。

　　《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认为，金正日此时访华，目的是想加强因中韩建交而一度有所疏远的中朝关系，而2000年底《人民日报》刊载了《金正日征服了美国人》一文，赞同朝鲜和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

　　2001年1月份金正日再次造访北京，并考察了上海。随后，一年间朝鲜和多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朝鲜官方媒体在公布2001年十大重要新闻事件时，金正日访华和各国争相和朝鲜建交位列其中。在参观上海时，他曾站在上海浦东新区感叹道：“今天的参观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们不得不思考朝鲜未来的经济该怎么发展。”回国后，次年他就启动了一系列“经济调整”(朝鲜官方称解释称：相似于中国早年的开放)措施，毗邻中国的新义州被划为“特区”。

　　融入国际棋局的朝鲜显然不愿意在中国的框架内出牌，而更乐意于成为独立“玩家”，2002年末“核武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就被西方媒体称为是朝鲜要挟世界的“筹码”。次年当美国开始全身心投入伊拉克战争之后，无暇顾及朝鲜，似乎是美方认定：中国更能左右朝鲜局势，在中国主导下六方会谈破冰而出，但已经召开6次的六方会谈依然无疾而终，而中国目前还在为第七次会谈积极奔走。

　　伊拉克战局稳定后，美国再次将目光聚集到朝鲜核武问题上。压力之下，2004年4月金正日再次访华，两国领导人着重就“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双方达成“共识”后，12月份半岛局势开始缓和，美官员甚至公开称赞：“金正日有理性”。

　　朝鲜“核武”决心，总是伴随着周边国家(包括美国)的援助而时起时落，在喧闹之中 朝鲜进一步加深了“经济调整”的步伐，2004年媒体关于关于中资企业进入朝鲜市场新闻开始明显增多，在年末朝鲜宣布在2005年举办“首届平壤国际商贸节”，并声称是中国早期“广交会”的翻版，朝鲜开始大力吸引外资。

　　2006年1月金正日再次访华，并访问了广州、珠海和深圳等地，新华社媒体对金正日此行的解读称：朝鲜在释放“开放”信息。但“开发”的代价也显而易见，朝鲜尝试部分地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打破平均主义的措施来改变朝鲜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难免引发包括社会贫富差距、通货膨胀等多方面的问题。

　　2009年底，或许因为“经济病痛”的不断深重，朝鲜祭出了“货币改革”，让朝币贬值，但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改革便宣告失败。2010年3月间日本媒体披露称：推行的货币贬值措施失败，导致了朝鲜货币供给和商品流通的混乱，未能实现当初目的，朝鲜国内市场甚至一度关闭3天。

　　就在国内不稳的当口，天安舰事件“偶然”发生，朝鲜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5月间，在外界关注的目光下金正日神秘访华。在中国的若干严正声明下，“天安舰”的冲击波渐渐褪去，中方特使武大伟穿梭在周边5国之间。

　　9月初据新华社电，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发表决定，朝鲜将在9月上旬举行党代表会议。按照朝鲜劳动党党章规定，党的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决定党的路线、政策及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

　　8月间金正日再次访华，并和胡锦涛主席在东北会晤，据国内各地都市报引用日本媒体的消息称，三子金正银随父同行，日韩媒体众口铄金地称其为“托孤”芸芸……

　　(本文所有信息均来自国内公开出版物和朝鲜官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