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因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渐行渐远;又因为我们后来跟苏联闹翻，跟以苏联为首的所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始乱终弃。最后只好把目光投向遥远的非洲，去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寻找朋友。这样做虽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结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虽然是领土大国、人口大国，却不能不居于世界三流国家地位，对国际事务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无法与世界大国交朋友，更没有办法成为世界大国;我们交的那些穷朋友不能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帮助不说，还将我们视为(我们也是这样自我标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武库，无厌的索取加重了人民负担也深深延缓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当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团结了非洲人民，加上对非洲大量的无私援助——如坦赞铁路，使新中国成了这些穷哥们的“领军人物”，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旗舰”，是这些黑哥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了联合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中国成了非洲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榜样，他们对中国的建设成就羡慕不已——当然，手也伸得不短。

　　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并从此一直没停止过。53年来，中国向非洲50多个国家援建了900多个成套项目。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的外交支出为230亿元，其中108亿元用于对外援助，援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比如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国援建的会议中心、妇幼医院、市政厅广场、多功能体育中心等项目。这仅仅是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我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规模可见一斑。

　　然而，这些无私的援助却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

　　这首先表现在：这些非洲朋友对中国不尽“友好”。在非洲，宪兵、警察特别“喜欢”中国人，见有中国人坐在车子里，老远就吹哨子比画着让车停在路边。先查验汽车的各种证件，再查驾照，然后查身份证、随车物品。为了不和这些无赖纠缠，也花了不少“买路钱”。　中国公民在非洲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受到刁难是常事，可白人就畅通无阻。我们和他们讲友谊，他们和我们讲霸道：你在我的地盘上，我就要收拾你，就要让你放点血。他们在非洲经常遭到非礼，打电话叫来中国使馆的官员，这些外交官在国内还可牛一下，在非洲就不灵了，他们照样要低三下四地央求，恭敬地递上美钞欧元。一次，一位外交官为了让被机场扣留的一名中国公民登机，递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机场警察竟漫不经心，钞票掉到了地上，这名外交官竟自己弯腰捡了起来，重新面带笑容地递到这位诬赖警察的手上。

　　其次，援助效果不佳。主张援助非洲的人，往往强调二战后美国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立即援助了欧洲130亿美元(今天相当于一千亿美元，但也只是西方援助非洲二万亿美元的二十分之一)。但马歇尔计划是短期的、有限的、目标清晰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我们对非洲的援助，则是不设时限的、缺乏具体目标的、给穷人平分的救济。虽然这样做能使穷人的状况短期有所改变，但无法从长期目标上，使整个国家脱贫和现代化。另外，当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不觉得这项援助是美国对他们的亏欠。而且他们做出周密的经济计划，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但非洲的政府，则把我们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致力经济改革，只是负责分配、撒钱。莫友感叹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非洲这样，靠这样的援助而取得经济发展的。“依赖不设时限捐献的经济体制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而那些不依赖于援助的国家倒取得成功。”例如前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小国，获得独立后，并没有获得美国的马歇尔式援助，而主要依靠自身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市场经济道路，结果都取得经济成就。从1995到2007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惊人的167%、146%和125%。亚洲的经济四小龙(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也不是靠西方援助，而是靠走市场化和全球化而经济腾飞的。到底是采取市场经济还是远离市场，这本身就是个不言而喻的答案。自立的孩子早当家，而溺爱的孩子却永远长不大，国家也一样。这在西方也同样，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那些靠领取福利生活，尤其那些好吃懒做，专靠吃纳税人的钱而活的人，没有一个因此而脱贫、成为“百万富翁”的。

　　我们看到，在非洲很多西方援助，都被政府官僚贪污挪用，因援助已成为非洲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援助金已占了90%的政府预算，另有七个非洲国家，也已占财政预算的70%以上。一位到过赞比亚参加援非项目的中国工程师撰文说，他在赞比亚看到的该国总统车队，全是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当地朋友告诉他，外国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挥霍了，尤其是买车。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开的都是世界级的好车，住的是占好大一片地的两层小楼。还有人说，中国援助给他们的种子，玉米大米小麦之类，他们不是拿去种，而是直接吃掉，你援助多少他们吃多少。他根据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外援很大一部分没有对非洲的自强和发展起作用，而只是使少数人的生活变得日益富裕、奢侈。”

　　于是，我们不禁疑问：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援助非洲是为了我们新中国早日进入联合国，那我们现在援助非洲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援助他们这么多，他们还欺负我们的公民，这是不是肉包子打狗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这样对非洲进行无底洞般的援助，其目的之一是在和台湾争“邦交”。我们不援助非洲，台湾就给他们钱，他们就和台湾建交。非洲一些国家是不讲原则、不讲义气的，他们讲的是实惠，有奶便是娘，谁给的钱多，就承认谁，就和谁建立外交关系，目前，仍有4个非洲国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这就逼着我们大陆和台湾搞援助竞赛，搞内耗，看谁舍得掏钱，看谁向非洲撒的钱多。大陆和台湾在外交上消耗了大量钱财，台湾问题须尽快解决，不然，不知这些黑人要敲掉中华民族多少竹杠。大陆的钱是华人的钱，台湾的钱也是华人的钱，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对非洲的援助，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提出的口号也都是突出政治，而对外援助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需要的，从政治角度出发，势必给一些国家制造借口，说中国危险，对受援国有威胁，甚至反目成仇。在国家利益观上，中国往往过分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共性，却对彼此间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认识不足，未能做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与中国自身利益的有机结合;对中国国家利益在第三世界的分布缺乏层次分析，忽视中国国家利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分布，在对外援助方面难以正确处理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的矛盾关系，在实践中难以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无偿对外援助并不能提升受援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反而容易养成受援国的依赖思想，因此只能作为一种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而实现临时目标的权宜之计，却不可作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

　　中国与非洲这些朋友的关系，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