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的沟通问题无疑源自对共产党官员思维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就意味着其认同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以为经济开放之后将会出现政治自由化。在美国人或欧洲人看来，中国接下来的战略就是“承诺”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之路。而一切却没有像预计的那样进行。

    上世纪80年代末，当东欧集团解体时，政治学者福山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胜利”。然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其引人入胜的《中国共产党：精简和适应》一书中指出，中国官员仔细研究了苏联的瓦解，并得出了另外一些结论。他们从中了解到执政的共产党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位美国学者列出了北京认同的种种致命错误：经济停滞、对外军事冒险和党的运作方式僵化。逐渐向改革观念让步也使北京目前被禁锢的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裂痕，最后还因为兄弟国家的衰落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一位观察家指出，于是中国开始“谨慎但坚定地支持像朝鲜、缅甸、苏丹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一位非洲外交官说，中国驻非洲使节在私下里向他们“解释西方人的有效治理神话如何促使许多非洲国家走向混乱，而中国的道路可使经济起飞和稳定”。

    全球事务对中国官员来说还是很次要的，因为他们始终被国内问题困扰。中国的“反模式出口”尤其成为有利于制度生存的一种工具，由于现代化的专制模式取代了民主模式，“北京共识”有可能因此取代“华盛顿共识”。历史无疑将把2008年秋天开始的金融危机作为一个重要事件记录下来。

    然而，这种中国模式既没有形成理论，也不具有协调性。中国官员继续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来执政。与许多西方人所认为的相反，中国官员的意愿并不是为朝着更民主方向转变开辟道路，而是要使一党制政权更有效和长久。在1997年，比尔·克林顿还可以对中国官员说，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今天，北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站在正确的一边，而且整个世界已进入一个专制政体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