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近日向情报界下达指令，要求降低对华情报搜集等级，由一级降为二级。对这一消息，国内媒体几乎没有关注，西方媒体也只是援引了《华盛顿时报》的报道。笔者一直关注美国情报界的发展演变，了解到在冷战正酣时期，由于对抗苏联的需要，里根总统视中国为助手而非对手，主动把对华情搜等级由一级降为二级，但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克林顿总统又悄然恢复为一级。

    《华盛顿时报》1月20日刊发其首席军事记者比尔·格茨的文章，披露在去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各大情报机构下达了一项备忘录，要求在项目和经费暂不受影响的基础上，降低对华情报搜集的等级。当时美国主要情报机构的首脑，如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和中情局局长利昂·帕内塔等，都站出来反对。他们认为该决定将直接削弱美国获取中国军队信息的能力。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彼得·胡克斯特拉认为，对中国的情报优先等级应该是顶级，“绝对不能动”。《华盛顿时报》称，尽管情报界大佬们反对，但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在日前决定降低对华情搜等级。到目前(1月31日)为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未对《华盛顿时报》的该报道作出回应。

    比尔·格茨在文中说，面对情报界首脑的不满和质疑，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再表示，降低等级不会影响对华情报工作的资源分配。不过，有情报界官员称，降低对华情搜等级，是一个“举止微妙但意义重大”的改变，虽然调降等级的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出现，但情报经费在接受预算审核时会受到质疑，情报单位势必缩减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此外，调降情报等级，将使中情局、国防情报局(DIA)等情报机构，转而采用风险较低的方式展开对华情报工作。

    美情报界怎样给对象分级

    美国通常将其16个相互独立的各大情报机构，如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各军兵种的情报机构等，统称为“情报界”，并专门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用于整合和协调各机构之间的业务，以便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情报用户提供及时可靠的情报。为提高情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情报界要求政府决策层提供需求明细，并按照重要和紧迫程度等标准进行分级。尽管依据2004年《美国情报改革和反恐法案》规定，国家情报总监有权确定情报优先等级，但实际确定权仍控制在总统手中。

    虽然美国情搜工作并非完全受制于情报对象等级，但等级划分也是指导美情报界运作的主要准则。据《美国情报界(1950～1955年)》文献记载，1952年6月12日，中情局发布第4/2号指令，首次确定了情报工作的优先目标，即搜集苏联及其盟友可能危害美国的相关情报，以后又将搜集对象按优先次序划分为一、二等级。随着美国情报界的不断整合，这个标准陆续被其他情报机构沿用。

    一级搜集对象处于最优先地位，通常指与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并作为“严重关注和防范”的热点地区和焦点问题。例如，目前在排除中国后，美国仍将伊朗、朝鲜和基地组织作为一级情报搜集对象；二级则是值得关注的特殊事件及目标，如印巴紧张局势、海地地震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等。

    里根曾降低对华情搜等级

    美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由中情局、国防情报局，以及隶属各军兵种的情报机构开展。采取的方式包含公开信息、网络情报、图像拍摄和卫星信号截取等，重点是分析和整理“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

    在美国“国防研究中心”网站上，美国智库企业基金会高级战略研究所主任盖瑞·斯密特撰文称，在上世纪80年代冷战高峰时，他是里根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据他回忆，里根曾亲自下令调整对华情搜等级，即由原来的一级降为二级。当时被美国情报界仍列为一级目标的，主要是苏联及其“卫星国”。里根认为，美国应改变对华关系，将中国视为抗衡苏联的有力助手，而非对手，因此降低对华情搜等级也在情理之中。当时美国情报界围绕此事也进行激烈辩论，反对者不在少数。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情报界重新调整对华情搜等级。1995年，克林顿发布第42号总统令，确定了冷战后美国情报工作优先次序，将中国和伊朗、伊拉克、朝鲜等“敌对国家”，以及核大国俄罗斯同样列为第一优先等级，针对中国的情搜工作迅速加强。据新近公布在中情局网站的《1999年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朝鲜、古巴和俄罗斯被列为当时的情报重点，而中国被排在首位。

    按照美国情报界工作流程，情报需求等级下降，必然导致情报经费预算被调低，也意味着情报活动的数量、质量和风险性的下降。笔者认为，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很难统计出由于对华情搜等级降低就会少获取多少情报，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我们的国家安全，但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这还是应该肯定的。华盛顿一位匿名官员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就表示，新的政策(降低对华情搜等级)是奥巴马政府为增加与北京合作关系而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