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时殷弘在《中国评论》月刊二零一零年一月号发表专文《奥巴马访华与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中的重大变迁》。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出现了一种可称为『关系位置』（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变动，其表征如前所述，是美国就更多的问题依赖中国，甚于中国依赖美国，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国主要在财政金融、国际安全、『世界领导』三大方面对中国的重大依赖。这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对华软弱地位，此乃中美关系中的一项重大结构性变迁。”“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中发生的变迁不仅体现在奥巴马访华的上述首要结果内，也由此次访华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实现反映出来。”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关系事态之一。仅从世界各大媒体对这次访问的报导和评论异常密集和频繁来看，这一点就无可怀疑。不仅如此，这次访问生成的《中美联合声明》，加上两国元首在会谈结束后立即同时对新闻界作的宣布和讲话，证明这次访问与其结果无愧为更长时段内世界政治的特别重大的发展之一，对超级大国美国与强劲崛起的巨型国家中国（那也是广泛公认的、至迟在不太久的未来除美国以外很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大国）的总体关系有重大意义，并且因此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世界当代史方向可以有重要影响。

  　然而，对于这后一方面，即奥巴马访华与其结果的重大涵义和可有的深远影响，在当前具备大致全面和准确的认识殊非易事。这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各大媒体的几乎所有有关评论中那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对奥巴马访华的结果评判上，它们差不多只是集中关注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紧迫期望或主要要求的实现和实现程度，连同在这次访问期间有关的新的双边具体协定或协定的达成与否及其多寡，从而众口一词地像《今日美国报》那样断定“没有突破”，“在从经济到核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未能立即生成重要突破”；或者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在友好的外表下，中国推回奥巴马的要求”；换言之，尽管奥巴马做了大努力，要将其首次访华展示为“美国与其崛起最快的竞争者之间正在演进的关系上面向前进展的一步，但结果浮现出来的……是一幅中国更愿对美国说『不』的图景。”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媒体的有关评论比这些偏颇、狭窄和思路老套的美国媒体评论积极得多，也正确得多，但它们多少受限于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足，并且碍于不便足够坦率的顾虑和本国惯用话语的局限，因而也留有某些重要遗憾。

    因此，有必要更全面、更深入、更坦率地谈论奥巴马访华的结果与其意义。为此目的，当然首先需要评析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背景，从关于中国的力量和地位、美国的权势和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格局等要素的当代史比较视野出发，可以说是“改变了的”基本背景。不仅如此，美国国家领导的改变，或者说新总统奥巴马本人，也是塑造其访华结果的一个关键。在成因的这些评析之后，需要有对结果本身的透视、理解和说明──具备广度、深度和对关键涵义的明确把握的说明，尤其需要说明从奥巴马访华浮现出怎样的对当今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实际界定，连同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之中已有怎样的变迁。

  　与此同时，不能不谈论就美国政府以及许多评论家和对外政策主张者的期望、要求、预料和猜测而言，什么未能经奥巴马访华实现？还有它们为何未能实现？与此密切相连，同样不能不谈论中美两国之间有哪些主要的争端或局部对立依然如故，从而有助于防止对中美关系当今状况的过于“玫瑰色”的判断。余下的几点同样至关重要：中美之间除了现已成为常识的、中美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方面的变迁之外，还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或变更由奥巴马访华的“风貌”和结果表现出来，那重大得足以更改中美关系的某种基本性质？在中美两国间业已扩展了的那些“双赢”形势中，还有怎样的传统国际政治竞争要素，或双赢游戏中的零和游戏？最后，为了具备足够的警觉和保证更多成功的忧患感，必须强调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不息的能动性，以便牢牢记住事情（或准确地说“大博弈”）还远远没有完。

  　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背景：改变了的几大要素

  　在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背景当中，单独一项最重要的要素是巨型国家中国历经多年、“于今为甚”的迅速和强劲的崛起。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引发中国经济腾飞以来，这样的崛起对中国来说已经历时多年，从而自那时至今一直是个广义的加速度过程，并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为“不断腾升”。从实力增长角度说，这实际上与美国从21世纪开初三四年开始变得愈益显著的权势衰减（相对的和绝对的）没有多大实质性关系。甚至可以说，即使假设没有这衰减，一个巨型国家实力的多年不断腾升也足以或很可能变动国际力量分布的基本格局。然而，就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公认作用和地位而言，它们在最近一年多来几乎可称是急剧的增进和提升，颇大程度上与美国权势的衰减密切相联，甚至互为因果。因为它们颇大程度上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然，而美国众所周知是这危机和衰退的“始作俑者”和权势头等受损者。不仅如此，与中国实力腾升和中国的世界重要性显著增进相应，在其独自行事和多边参与这两大方面，中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有为程度和主动进取性最近几年来有了引人注目的递增，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世界地位。

    某种意义上至少与上述腾升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迅速大发展出自中国的自主努力，在其中一项至关紧要的信仰，即相信中国特性和中国实践与其对改革和发展的压倒重要性，起了灵魂或思想统帅作用。中国的巨大成功和发展成就不仅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连同在冷战结束前后近20年美国和西方的耀眼成功面前的自信，而且大为强化了中国的精神自豪、思想自主和意识形态独立性。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随着“西方模式”绝对和普遍优越的信条名声大损甚或信誉扫地，这自信、自豪和精神独立跃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作为一项广泛弥漫、至关重要的民族心态和政治文化性质的动能，无疑有它的直接和间接的国家对外行为蕴涵和对外政策影响，包括在对美态势和对美政策方面的。

  　说到在当今时期的国家力量和影响的基本动态或走向，还有国家表现的成败得失和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自信，美国大致可谓中国的一面反镜。世界、特别是美国人自己近年来就美国权势相对甚而绝对衰减作了大量确认，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爆发以来这类谈论更是如同潮涌。因而，在此不需多多重复众所周知的东西──美国首先由于国家安全战略与经济金融方面的双重失败而来的权势大减损。需要略加强调的是自信减损，对美国国家运行方式、“世界领导”方式乃至美利坚生活方式和西方政治经济基本价值观的自信心之近乎空前的减损。特别是直接的大病根之一──美国非常巨大和极难消除的超级金融赤字，无论是各级政府的还是公司企业甚或总的来说国民个人的，已被美国人自己颇为广泛地确认为出自美利坚“民主福利帝国”的内外运行基本方式。这与一位美国政论家说的“美国已经玩丢它的道德优越感、外交不可或缺性和军事不败性”一起，使得──举例来说──2009年出版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所着《后美国世界》成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畅销书，其要义在于美国将不再支配全球经济，不再指挥地缘政治，不再拥有几乎压倒性的文化优势；与此相应“其余的兴起”(“rise of the rest”)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构成“我们时代的大故事”，将重塑世界的大故事。更震撼自信心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所做的当今已成常识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的据称的优越性严重不定，人们开始大为怀疑这些是不是应对世界严重问题的最好办法。

  　中美如此一兴一衰，哪怕并非固定不移，也必然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图景的一大要素：相互依赖的性质。中美依然相互依赖，中国依然多方面有求于美国，但是至关紧要的不对称性问题──谁较多地有求于谁的问题──有了显著昭彰的、并且多少可谓决定性的新内涵。美国对华依赖性几乎急剧增进，尤其在财政金融方面：中国持续地以巨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的方式借款给美国已成为美国的一大必需。或者更准确地说，经过金融危机，这早已是美国必需的“输血”从多少默然的事实急剧凸现为人人皆知、人人谈论的头等事态。中国是美国依赖的最大债主和美国生活的最大外部供款人：这已成了世界谈论中美关系时依据的一大前提。不仅如此，美国苦于经济衰退和急于经济复苏，因而比先前更加依赖中国市场；美国陷于伊朗、阿富汗、朝鲜、伊拉克等多个严重难题，因而在国际安全方面几乎不知“伊于胡底”地期盼中国的更大合作；美国面对这些和其他重大国际困局或全球性挑战，因而在华盛顿看来，巨型新兴强国中国的配合成了在外表和实质两方面维持它难舍难弃的“世界领导作用”的一大关键。总之，如最近《纽约时报》记者援引笔者所言，中美关系总格局中有了一个可谓史无前例的方面：“现在，论中美两国，我们或许见到美国就更多的问题依赖中国，甚于中国依赖美国。”这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些至关紧要的方面的对华软弱地位──中美关系中的一项结构性变迁。

    国家态势和基本政策的变动往往以国家领导人物的变动为一大必要条件，而当前的美国对华态势和政策变动就是如此，尽管在对待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对他的前任的认识和方针多有承继。

  　在美国困难重重、权势衰减和公众思变的大背景下，新总统奥巴马有着对外政策方面明确的总目标和他要塑造的总特征，那就是：（1）国内优先，对外政策首先必须服务于缓解甚而摆脱金融危机、开启和实现经济复苏这一紧迫的头号任务，外加尽可能帮助维持他在赢得大选时的很高的国内民望，那是他的一切的国内政治基础；（2）争取显著收缩美国在海外战争和其他直接军事介入方面的过度伸展，但要不危害他意象中的美国安全，不严重损伤美国的根本声誉或面子，也不引起国内舆论的严重分裂；（3）以与先前相比大为减小了的美国可用能力，在更为困难和更加多维的对外任务面前勉力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或地位；（4）势所必需地接受国际力量格局的基本变化或变迁趋势，经必要的调整去适应和利用它们，同时以有所变动的方式勉力阻滞、防范和“驯化”之。显而易见，在所有这四大方面，中国和对华政策都是一项头等考虑，甚至往往是头号考虑。

  　这位新总统的思想特征、行事特征和个人风格现在已经表现得相当显著，与先前的几位美国总统颇多不同，与他的直接前任乔治•W.布什更是可谓截然有别。奥巴马很明显地是个很讲求实际的国务家，相对而言在4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中间最少教条色彩和意识形态执迷。也因此，至少到现在为止，他的轻重缓急次序意识特别明确，“战略集中”意愿相当坚决，同时在多个问题上立场和态势尤为灵活，包括具备与他的一些前任们相比远为突出的“实验精神”和创新意愿。何况他自己非常明白，旨在“变革”和创新的实验是大多数公众选举他为美国总统时的头号“委任授权”(mandate)，尽管他们接受所有这些的乐意或容忍程度证明是很带选择性和比较有限的。还有，奥巴马特别鉴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和外交的总的显著弊端和挫败记录，有着强烈的多用“软权势”和“灵巧权势”的意识；同时着重将他本人的世界人望、灵巧风格、善言才能、亲和风格等等用作美国的一大资产，这在美国的其他政治和威望资产严重减缩的情况下确实至关重要。可以说，奥巴马的一大战略是力图通过亲和的“吸引力”去赢，赢得便宜，赢得有效。

  　所有这些个人政治特征和素质在他访华以前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中已有显著表现。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三点：第一，一再强调对华关系是21世纪美国单独一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第二，直到9月11日突然宣布很不合理的对华征收轮带“特保”高税为止，几乎完全闭口不谈几年来美国政府喧嚷不休、施压不断的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第三，大致极少公开谈论和批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甚至不顾美国国内必然的反弹，由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公开表示这方面的谈论不得“干扰”在紧迫的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并且在10月初成了第一位在达赖抵达华盛顿后不予会见的美国总统。尽管两国间不无分歧、争端、猜疑和竞争，但新总统上台后初期的多个月鶪对华关系开局良好，甚至好于2005年秋天著名的“利益攸关者”演说后的布什政府后期，成了30余年来中美关系史上近乎独特的重要一幕。为何如此？至少是因为像《纽约时报》有点刻薄也有点沮丧地说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外部供款人，这改变了美国与这么一个国家的关系的核心：它是唯一有尚好的机会去冲击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而奥巴马是对这一点尤有深切意识的美国领导人，并且很懂尊重“供款人”的莫大重要性。

    奥巴马访华的首要结果

  　奥巴马访华的首要结果最正式、最显著地体现于《中美联合声明》和两国元首在会谈结束后立即同时对新闻界作的重要讲话。在人们高度关注并且已经熟悉其文句的这些宣告之中，浮现出对当今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实际界定，或者说表现出在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之中已有的变迁，加上两国政府特别在原则上确认了的关于中美关系的努力方向。

  　最为重要的是两国元首和政府共同确认中美协调和合作的大为增进了的重要性：不仅对中美两国各自在几乎所有功能领域的广泛利益至关紧要，而且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有效应对包括全球经济、国际安全、能源使用、气候变化等问题在内的国际和跨国共同挑战至关紧要。这就是中国媒体在报导《中美联合声明》时普遍最着重的其中一个短语──“（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根本含义，亦即该公报强调的：在日益增多的21世纪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两国“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而努力。”与往昔相比，中美两国先前从来没有共同确认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国家之一，与美国一起在那么广泛的全球问题舞台发挥可谓全系列的重大作用。

  　对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而言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多年来一向公认的中美关系两大方面经中美两国政府共同界定，首次有了较明确的“主次”之分。布什前总统有一句准确的名言：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在此次东亚之行前夕，也对路透社记者讲了一番准确的界定：中国既是美国的“至关紧要的伙伴”，也是美国的“竞争者”。近30年来的中美关系一向既有协调和合作，也有分歧、争端、局部对立和竞争，而且今后还将长期继续如此。然而，《中美联合声明》、两国元首的讲话以及奥巴马访华的根本氛围实际上明显地首次宣告：现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说至少开始以协调和合作──扩展和深化了的协调和合作──为主，分歧、争端、局部对立和竞争虽然不可避免且至关紧要，但显而易见是次要方面，而且两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使之保持为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方面。这并不是说未来什么时候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曾有的以分歧、争端、对立和竞争为主的局面，或者合作与对立几乎平分秋色、莫辨主次的状态，而是说首次可以有把握地界定协调和合作已开始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而且两国政府实际上明确承诺努力将其保持为主要方面。

    奥巴马访华未经实现的期望和依然如故的歧异

  　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中发生的变迁不仅体现在奥巴马访华的上述首要结果内，也由此次访华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实现反映出来。事情有如《纽约时报》在总结奥巴马此次东亚之行时说的，“奥巴马先生很快发现，在亚洲街道上的人望并不必定转化为日本首相府门后的政策成功，更不用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了。”在后一个地点，就此而言如前所述“浮现出来的……是一幅中国更愿对美国说『不』的图景。”

　  奥巴马访华前夕被评论家们预言得最多、似乎也最有把握的大事态之一，是中国接受奥巴马政府新近塑造的一个关键概念──“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以此为基础美国愿和中国一起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这方面，看来最详细的一篇报导见于11月9日《南华早报》。这家香港首要的英文报纸援引一位据称熟悉奥巴马访华准备的“中国外交官”，说出于美国的倡议和“推动”，中美两国很可能在奥巴马访华期间商谈建立常设管道和框架，以美国所提“战略再保证”为基础商谈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事物不足10天就证明，美国政府的这个完全可信其有的期望没有实现。

  　“战略再保证”概念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2009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提出，显然出自美国政府内部的进行酝酿，出炉后迅即得到华盛顿政府部门和智库的宣扬和热议。其主要要义，在于中国需要在言行两方面向美国和其余世界作关于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再保证”。用斯坦伯格本人的话说，“战略再保证基于一种核心性的、即使是默然的交易”，“正如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必须明示我们准备欢迎中国的『到来』……中国必须向其余世界再保证它的发展和愈益增进的全球作用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班子的两位成员给这概念作的一项注解是，美国近年来与中国的战略性交往太狭窄，据称仅集中于反恐问题和朝鲜问题，“几乎全未做什么去对付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或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扩张”。看来华盛顿期望和要求中国以言行两者做的“战略再保证”是那么广泛，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那么多方面的变更，那用奥巴马与胡锦涛会谈后在记者会上差不多一开头就讲的非常宽泛的话说，是“美国欢迎中国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作用当中，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要和一个不断增长的责任相结合。”对此，中国政府理所当然要采取谨慎的分辨态度，坚定地婉拒至少其中那些不能接受的涵义。结果说来简单：中国不愿干，美国就干不成。

    在更为具体的重大问题上，美方的迫切期望和要求首先是中国在伊朗和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美国做大让步，代价为改变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很大部分基本看法，损伤重要的中伊关系和冒险损伤本国经济。结果也很简单：“白宫官员承认他们未从胡锦涛先生得到他们就伊朗想要的……奥巴马先生看来也未使中国人在人民币问题上让步。”在奥巴马很可能再次提出了的两三年来美国坚持不懈的老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卷入阿富汗战争──和其他一两个战略性问题上，结果必定也是如此。这导致一位西方学者评论说，使北京与华盛顿“一致的往往是它们的互相依赖，甚于它们的共同点。它们不一定有同样的利益。”至于有关奥巴马在华活动安排的美方要求和期望，凡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似乎大都遭中国拒绝，没有过去较多见的妥协退让，而且这些拒绝大都得到美方的较轻易接受。作让步的是美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在根本原则上：《中美联合声明》载明“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伟大成功导致的一个历史性结果，其中蕴涵了前面就力量对比变迁和民族自信心所说的一切。

  　至于虽经奥巴马访华但仍依然如故的歧异、争端和局部对立，则众所周知主要包括：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则坚持对台军售政策及其无理依据《台湾关系法》；中国坚决要求美国减少并最终取消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海空军活动，奥巴马政府则坚持美国相反的所谓法理立场和“权利”；中国坚决反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奥巴马则很可能在近期内进行这先前只是被推迟的会见；中国照旧担忧和警告美国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则虚以委蛇，言行有别，而且在中国担忧的美元疲软和价值下滑问题上大致也是如此。如果与先前相比，这方面主要的变化就在于中国的反对总的来说更加有力，更为坚决，这也是中国的力量和自信增进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