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在《中国评论》发表专文指出：“日台关系这次重大而深刻的转折性变化，是若干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能力的由强变弱，是中日综合国力对比中国的优势更加明显，这一长远性、根本性因素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必然结果。”“做为外部干扰因素的日本，实际上也包括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影响，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减弱的；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外部干扰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台湾问题上的外部干扰因素。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既是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表现，又是日本插手、干涉台湾的基础。受到一些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推动，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已经开始、并将不断减弱。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发展，将有利于减少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并由此进而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

　　日台关系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的基础。日台关系密切，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就突出而且重要，反之亦然。2008年5月马英九在岛内执政后，日台关系发生了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化，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日台“断交”，曾经是日台关系的一个转折。但这一转折，并没有2008年5月以后的转折重大、深刻。众所周知，1949年蒋氏父子退据台湾后，日台关系一直十分密切。虽然日本不像美国，没有给予台湾公开的保护和支持，但日本通过与台湾当局不声张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往来，不仅与台湾执政当局，而且与台湾各界人士都有着紧密联系。日台关系密切的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这是日台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1972年的日台“断交”，虽然使日台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但日台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严重损害，而是继续保持。更重要的是，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的二十年中，日台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日台关系的一段十分密切的时期。

　　但是，2008年5月以后的日台关系则很不相同。一年多以来，虽然马英九多次宣称，重视日台关系、日台是“特殊的伙伴关系”等等，但事实却表明，日台关系出现了实质性的重大下滑。最重要的事实有：日台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冲突明显加剧；日本“驻台代表”公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引起马英九强烈反对；日本拟派遣自卫队进驻与那国岛，台湾做出了强硬反应。很明显，日本强烈地不信任马英九，采取了一再施压的措施，而马英九则一再做出强硬回应。这表明，日台关系已严重下滑，达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人们普遍认为，所谓马英九的“反日”立场，是导致日台关系严重下滑的主要原因。马英九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他的理念、立场必然对台湾的相关政策有重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日台关系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仅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更迭，以及他们不同的理念、立场和政策所决定。日台关系这次重大而深刻的转折性变化，是若干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马英九执政加速了这一转折性变化，同时也加大了转折的幅度。

　　回顾1949年以来的日台关系可以看到，日本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历史渊源，以及日本对于在台湾问题上利益的判断和追求，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消长互动，是对日台关系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的深层次因素。在过去六十年中，这两个因素的消长互动，导致出现了日台关系的两个阶段和一次重大转折，而且还促成了当前新的重大而深刻的转折，促使日台关系进入又一个新阶段。从1949年到1972年日台“断交”，日本与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历史渊源，是对日台关系第一位的影响因素。但日本对自己利益的判断和追求的影响日益加强，日台断交就是日本对自己利益的判断和追求，第一次发挥了决定性影响。1972年到2008年5月，在台湾问题中日本对自己利益的判断和追求不断强化，进入21世纪后，这一判断和追求，在日台关系中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台湾方面来看，如果说李登辉与日本还有一些历史渊源的话，那么陈水扁与日本则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陈水扁与日本的利益关系，是极端不平等的关系，即日本完全把台湾作为其对华政策的筹码，而陈水扁则力图把日本做为其搞“台独”、搞分裂的又一个外部保护者、支持者。所以，陈水扁执政八年的日台关系，看似紧密，实际却是陈水扁卑躬屈膝，一味讨好日本，甚至不惜出卖台湾的核心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对于钓鱼岛争议的处置。所以，经过陈水扁执政的八年，已经形成了，台湾完全从属于日本利益和政策的日台关系模式。马英九执政后，处理日台关系，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反日立场和政策，他的相关做为只是试图在日台关系中，更有效地争取和维护台湾利益，例如对钓鱼岛争议的处置，但马英九的做为却触碰了日本在日台关系中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了日台之间重大的矛盾和摩擦，以及日台关系的明显下滑。显然，日台关系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就在于过去二十年中，甚至更长时期中形成的日台利益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时期中，如果马英九及国民党其他人士持续执政，日台关系肯定不会恢复到过去二十年的局面。但是，如果日本改变对台施压的强硬措施，则日台关系必然缓解、改善，民主党在日本执政为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如果民进党再次在台湾执政，是否会重新对日本卑躬屈膝，重现陈水扁执政时的日台关系，则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看到，陈水扁的媚日政策与其“台独”政策是一个整体，重新执政的民进党，如继续坚持“台独”政策，则必然媚日，但他们也必将遭到与陈水扁同样的下场。

　　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已经弱化

　　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的主体。能力越大，影响就越大，反之亦然。1949年以来，日本一直坚持插手、干涉台湾问题，而其插手、干涉的能力则经历了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的变化过程。但必须看到，日本能力的强弱变化，仅是针对不同时期日本自身的能力相对变化而言，而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例如，日本插手、干涉能力最强时，也远不及同时的美国。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在根本上和从长远看，当然取决于中日综合国力的对比及其消长变化。这是最终决定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的关键因素，因而也是最有效限制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能力的关键因素。但这一因素及其关键性影响，只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得到表现和认可。

　　在现实中，还有一些因素，有着更直接、更明显的影响。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企图的强烈程度，是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这一因素通过日本关于台湾问题，对于日本利益影响重要程度的判断发挥影响。认为台湾问题对日本利益的影响越重大，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企图必然越强烈，投入插手、干涉的资源必然越多，插手、干涉的能力就越大。海峡两岸关系是间接的，然而却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当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时，尤其是激烈对抗时，日本插手、干涉的能力将被放大；当两岸关系缓和、改善时，日本的能力将被缩小。日本对于自己在国际格局中，主要是在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中地位的判断，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这一因素对于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企图的强烈程度，插手、干涉的力度和投入资源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日台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是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的因素。

　　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中，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经历了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正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的变化过程。上一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日台关系很紧密，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台湾的外部支持者。但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及其相应的能力都不突出。首先，当时日本还没有完全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不仅实力有限，而且相关活动难以公开进行，例如，只能以民间形式，秘密向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其次，当时日本完全附属于美国，尤其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也是完全跟进美国。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当时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及其相应的能力都不突出的局面。

　　上一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主要由于中日建交，以及其后中日关系的重要改善，尽管日本始终没有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但日本的插手、干涉，总体上比较收敛、有限。所以，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并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日本插手、干涉的能力相应地并不突出。

　　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并且一直延续到2008年5月。冷战结束以来，与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相关的一些因素，相继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共同影响下，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都受到普遍关注，达到了1949年以来未曾有过的程度。主要是：日本把中国视为争取亚洲主导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利用台湾问题牵制、遏制中国，成为日本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导致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企图空前强烈，投入的资源增加；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双重性十分明显，日本企图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摆动，加大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以谋求自己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将台湾及台湾海峡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条约适用范围，即为重要表现之一；由于反“台独”、反分裂斗争激化，两岸关系长期紧张，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空间扩大，日台关系再度密切，日本在台湾岛内的影响明显增强。这些变化导致的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能力的强化，已经明显超过了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能力。但冷静、深入地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能力的强化，主要由于日本相关判断、选择的变化，导致资源分配的调整，而不是由于日本在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占有了明显优势，因而可以像美国一样地推行自己的对台政策。所以，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能力强化，明显地受到限制，例如，日本始终没有，也不能公然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更重要的是，这种强化没有坚实基础，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化，完全可能发生由强到弱的变化。事实上，变化的迹象在2006年小泉政权结束时已经很明显，而2008年5月台湾岛内政权再次更替后，特别是2009年9月民主党成为日本执政党后，这一变化已经肯定无疑地发生。相应地，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已经明显地由强变弱。

　　可以认为，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的由强变弱，是中日综合国力对比中国的优势更加明显，这一长远性、根本性因素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必然结果。虽然上一世纪后期以来，中日综合国力对比，中国已经占有优势，但由于日本的经济、科技一直领先于中国，中国的综合国力对日本的优势并不突出。这正是日本得以一度加大，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力度的深层次原因。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科技一直保持着1978年以来的持续、较快发展势头，中国的GDP总量已接近日本，并且出现了超过日本的现实可能。所以，在综合国力对比中，中国已具有了对日本的明显优势，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尚未结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日综合国力对比的消长变化及其影响更为突出。所以，增强中日互信、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必将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的突出重点之一。减少和避免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不利影响，将是民主党对华政策、对台政策的必然选择。实际上，这一政策选择在小泉之后的三届自民党政府时期，已有所表现。显然，减少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不只是日本某个执政党的政策选择，而是日本各政党出于国家利益的共同选择。可以预料，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中，虽然日本不可能完全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但其力度肯定明显减小。相应地，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也将呈现弱化趋势。

　　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减弱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几年中，日本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加大，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受到人们关注。但事实上，这一期间的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影响，不仅相对而言远小于美国的影响，而且实际的影响其实也很有限。这是日本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综合国力却小于中国，必然受到诸多限制的结果。所以，过分关注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即使在当时，根据也并不很充分。但是，日本加大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却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明显不利的影响。主要是，日本对台湾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决定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因而格外敏感。日本加大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企图以此做为牵制、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对中日关系的重大不利影响，超过了中日之间其他很多矛盾、冲突的影响。

　　日本有人试图以台湾问题，与中国就中日关系的其他问题进行“交易”。他们似乎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实际并不理解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中国决不可能以台湾问题，与日本进行任何“交易”。现在和未来时期中，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减弱，显然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将有助于建立和强化中日的互信，从而推进中日友好合作的发展。这将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减弱，最现实、最有意义的重要影响。

　　可以预料，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的减弱，对于两岸关系将不会有值得重视的影响。海峡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是大陆和台湾各自内部发展变化长期累积，进而导致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外部干扰因素的存在，甚至强化，都不可能改变这一进程；而外部干扰因素的弱化，当然有利于这一进程的发展，但帮助也将有限。即使美国的影响也必将如此，远不及美国的日本的影响将更是如此。实际上，就是李登辉、陈水扁执政的二十年中，日本加大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在台湾问题中具有了超过此前的影响，但实际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所以，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的影响，明显小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影响，无论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增强或减弱，都是如此。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加大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影响有所增强，因而引起人们关注。但是，一些人对于日本影响的增强十分担忧，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坚持“台独”立场的台湾当局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台湾问题第一位的外部干扰因素。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判断和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减弱的事实，促使人们更冷静、更深刻地认识到，做为外部干扰因素的日本，实际上也包括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影响，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减弱的，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外部干扰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制定和执行正确、成熟的对台战略、政策和策略，置于最重要地位。这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中影响减弱后的一个间接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