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条“问题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的线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直白的解释便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当中。

    清朝的覆灭距今已经快一百年了，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似乎也成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立宪党人，而是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之前的舆论往往是“一边倒”的，什么“窃国大盗、复辟先锋、卖国奸贼、独裁枭雄”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就是20世纪中国“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后的政客、最凶残的独裁者和最反动的军阀头子”，如果谁被扣上了“袁世凯”的帽子，那他在政治上将永世不得翻身。

    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背叛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在当了民国大总统后再次背叛了民国，这个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头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欺骗、玩弄阴谋，甚至还不惜搞暗杀，最终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称帝目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与通常所描绘的“干瘪的、扁平的、概念化”的那个历史丑角，差之甚远。事实上，袁世凯从科举失意到投笔从戎后，他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诞生、帝制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在其死后的历史书写中，袁世凯却被剥去了丰满的血肉，抽空了鲜活的灵魂，其形象变得面目狰狞，一无是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与反讽。

    袁世凯真有那么坏吗？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盖棺论定。笔者认为，袁世凯最悲哀的地方在于，由于后来史家或者说当政者因自己的失败而厌恶并憎恨他，所以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都充满了阴谋和罪恶。换句话说，以往的历史观点都主观的认为袁世凯上台后必定要镇压革命、必定要搞帝制复辟，这种错误的历史宿命观和历史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是以历史的结果来取代过程分析。时代是落后的，而后人们却经常以先进的标准去衡量评判时代中的袁世凯，这既不能以理服人，也有点胜之不武。

    所幸的是，民国的历史距离现在并不久远，很多历史事实和观点都尚未凝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对于过去很多黑白分明、刻板概念化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等，目前也已经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体评说，而过于的极端化、脸谱化历史上的袁世凯，显非史学界之幸，也不利于人们客观的认识历史。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史料的发现及新史观的突破下，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告密罪”、为称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汉奸罪”等指控均已被证明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在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也并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

    如果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是为了自保、逼迫清帝退位是为了顺应共和、镇压“二次革命”是为了维护统一、部分接受“二十一条”是屈辱外交，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可以理解并予以同情，但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登基做皇帝则是铁板钉钉、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自然是无从辩驳亦不可辩。

    《三国演义》里说，在曹操势力强大的时候，孙权写信给曹操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拿给大臣们看并笑骂道：“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事实上，曹操也不是不想称帝，但称帝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是条件不成熟便贸然行事，反而会更加被动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袁世凯也曾熟读史书，在称帝这样的大事上何以如此糊涂，实在是奇哉怪也。

    唐德刚曾为袁世凯辩护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而袁世凯的错，错就错在原则，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

    有人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要称帝，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的不祥命运（即不能冲破六十岁之“魔咒”），而“太子”袁克定、杨度等小人在其身边不断蛊惑，结果使得袁世凯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至今都在粪坑里不得翻身。

    “家族魔咒”的说法固然可以解释袁世凯的称帝动机，但这不是洪宪帝制的深层原因。鲁迅曾回忆起民国元年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说，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怒发’”，民国三四年间则“像冰雹一般的摧残”。令人诧异的是，民国取代清朝不过两三年，士人们便对民国如此的失望，这又是为何呢？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在这篇著名的小说中，处于农村最底层、为人所轻贱的小人物阿Q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当他想去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旧时代人物和受过外国教育的新派人物却叫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最可笑的是，阿Q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为辛亥革命欢呼之前，后人们最好还是保持冷静。

    西方记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这只有袁世凯才能带来。即便是孙中山及他的同志也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袁世凯的“声望”，不仅在于他当时掌握了最精锐的军队，也在于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由此，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对于一场突发的、无序的革命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果吗？

    曾几何时，民国的建立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它仍旧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死亡。而当年的那些革命党人都是些“一次革命论者”，当他们把原有体制摧毁并试图搭建一个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楼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当老百姓没有从新生的民国中获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时（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原因），难怪他们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