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当一声钝响，“淮安网瘾戒治中心”的学员寝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十几个高低不一的身影快速跑向楼梯口。门卫郭金富追上去，惊慌中把脚上趿拉着的拖鞋都跑掉了，他声嘶力竭地喊着“蒋教官!蒋教官!”没有听到任何应答。无可名状的恐惧感陡然间袭来，他没有忘记掏出手机按下110。

　　猛地，人群炸开了，径直朝着院子大门而去。郭金富发疯了一样试图拦在他们前面，还没等辨清楚对方面孔，他的前胸已经重重地挨了几记拳头，随即被一群人掀翻在地。门外幽深曲折的胡同里，凌乱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摔在泥地上的手机，闪动着清晰的字符：23:10。

　　这是6月3日深夜，“淮安网瘾戒治中心”的14名学员，在将教官捆绑起来之后，集体出逃。

　　禁锢生活

　　淮安网瘾戒治中心的大门，现在上了一把大锁。郭金富看着被锁在大门内喊着号子跑步的迷彩服少年们，不无尴尬叹口气说，所有学生都想跑，拦不住的。

　　6月9日上午10点，从一楼的一间教室里跑出来时，16岁的韩一信有些神情紧张。逃跑事件发生后，戒治中心的管理更严格，军训用的背包绳被没收了，教官从4名增加到了8名，每间男生宿舍至少会有2名教官陪睡，校方要求教官，对学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盯防。看起来过于相熟的学员被彼此隔离，避免他们相互串通形成外逃合力。

　　圆脸、短发，谈话过程中，眼睛里一直闪动着不安，那是一种恐惧、渴望以及对来访者充满期待相互交织的眼神，每当宿舍门前稍有响动，他便十分惊慌地转头张望。十几米外，一个叫做尹玉来的戒治中心领导正从食堂那边走了过来。

　　两个月前，家住宿迁市泗洪县的韩一信在家中上网时，被突然闯入的几个“便衣警察”带走，“便衣”说他被怀疑利用黑客手段攻击了淮安这边的一处网络，要他“协助调查”。他的父母告诉他，看了证件，是真警察。

　　但“便衣”没有将他带到公安局，而是送至这家网瘾戒治中心。所谓“协助调查”，是父母演给他看的一出戏。按照父母与校方的合同约定，交纳了2万元网瘾戒治款后，他要在这里住满6个月，直到他戒掉网瘾，才有机会申请回家。出去之前，他的个人物品被全部没收，现在，他打不了电话，见不到父母，去不了学校，对他从前的朋友们来说，他失踪了。

　　对韩一信来说，戒治中心的生活是陌生、特殊的，甚至是“变态”的。比如说，校方偶尔也会组织学员外出郊游，但从来是不用任何交通工具的，有多远走多远，有一次，大队人马从淮安前往楚州，整整步行了一天。

　　大多数学员无法忍受的是，除了封闭式管理，还有高强度训练，而且动辄被戒尺打手心、脚心，而所谓的戒尺，是一段长约20厘米、宽约5厘米的厚竹片。为了体现公平，每个学员进到这里，无论表现如何，或先或后，他们都必须挨上这么一回。“打到几十下的时候，就是想死的感觉。”

　　曾经的学员余立说，一般性质的违纪，要打手心10下，重一些的，几十下，反抗的话，教官首先会用拳头威吓一下，倘再反抗，就是棍子伺候。教官中有个被学员称为“蒋胖子”的，是个武校教练。韩一信说，曾经有个跆道拳黑带七段的学员被关进来，三个教官都没打赢他，结果被蒋胖子一个人就制服了。

　　韩一信想回家。他像写检讨一样反省说，从前自己沉迷于网络游戏，现在他知道错了，在这里两个多月，毛病都改了。他把这样的想法说给戒治中心的领导听，主管教务的尹玉来板着脸对他说，“你就别装了，我看你没改造好。”

　　一个多月前，有几名学员即将从这里“毕业”，韩一信和其他同学偷偷写了纸条塞给他们，希望帮忙转述给他们的父母，结果不但纸条被发现并被截留下来，而且所有写了纸条的学员一律挨了竹板子。

　　密谋“造反”

　　6月3日上午，一节论语课后，比韩一信早来戒治中心两个月的付翔，悄悄地靠过来，小声问他：“想不想出去?”

　　失去自由4个月的付翔，来自淮安市盱眙县，这个16岁的少年在3个月前被提拔成了班长，不但戒治中心的领导层很赏识这个孩子的机智，而且他在学员中也很有号召力。

　　在邀请韩一信加入逃跑集体之前，付翔已经与其他最高最壮的4个人分别说过了想法，而那些身体瘦弱以及他信不过的学员，一个都没通知。

　　学员冷兵听后十分兴奋。这名出生于1988年的南京青年，刚来这里十几天，他很反感戒治中心的管理，好几次与执行惩戒的教官发生了直接对抗。

　　5月底的一天，“蒋胖子”教训冷兵时被反击，在院子中间拿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木头棍子追打冷兵，这是所有学员亲见的暴力场景。当晚睡觉时，大家看到冷兵的后背上是一道道的血印。

　　6月3日，14名少年“逃亡”当晚，冷兵将他的怒火，发泄在另一名也是姓蒋的教官——蒋明身上。按照韩一信、付翔的说法，蒋明是与学员们关系最好的一个教官。而另一个公认的事实则是，他也是4个教官当中，最瘦弱也最有可能被学员们打赢的一个。

　　6月3日中午上床休息前，逃亡团队的六七名骨干形成了一致意见：今晚熄灯后都不要睡觉，等教官大概睡着后一拥而上。精明的付翔已经观察到，每晚睡前，蒋明总是把钥匙和手机放在枕头下面。

　　6月3日的时间选得正合适，有两个教官请假回家了，当晚除门卫郭金富夫妻外，只有蒋明留校，而他直到晚上熄灯前也没有察觉出任何异样，校方在学员中间培植的眼线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这些小孩藏得太深了。”

　　成功“越狱”

　　6月3日下午到晚间，气温一直很高，熄灯后的蒋明只是将棉被盖到了肚子上，脚是光在外面的。

　　11点，他猛醒了过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几个学员正拿着背包绳捆他的双脚。挣掉绳索后，他站在了地上，顺手把灯也打开了。

　　灯亮的一瞬，蒋明看到眼前的几个学员慌乱、恐惧和羞愧的表情，有两个小孩在捆绑他时，不住地说，对不起啊蒋教官。

　　仅仅几秒钟，灯被学员们关掉了。见到有人萌生了退意，韩一信喊了一声：“我们今天捆不住他，明天就会更倒霉。”一群人随即再拥上去，终于把蒋明捆住。

　　“你们要造反吗?!班长，班长呢?”蒋明大声喝问。

　　作为逃跑计划的主谋，付翔就在蒋明的身后。这一次，他没有像平日大扫除那样帮助教官，而是直接从身后勒住了他的脖子，顺势把他放倒了。

　　倒地后大喊了一句“郭叔，救命啊”之后，蒋明的嘴巴便被毛巾、被子堵住了，见他还叫，几个少年又用一条绳子把他从嘴巴到耳朵结结实实地勒了起来。

　　五花大绑后的蒋明在宿舍水泥地上拼命地挣扎，曾经被其他教官殴打过的冷兵踢打了蒋明几下子，有几拳是打在蒋明脸上的，鼻子被打破，鲜血流到了地上。

　　当大家把衣服穿好，有人已经找到了床头的那串钥匙，这时候付翔发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下了床，都准备跟着逃跑了。

　　25岁的学员尚捷，就是在当天晚上趁机溜掉的。

　　尚捷后来说，在蒋明大喊救命时，门卫郭金富其实是听到了，但他一直不敢靠近房间，只是在门口不住地嚷嚷，“他怕挨打。”

　　打开锁头几分钟后，学员们涌了出来，已经站到院子中央的郭金富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当时想，坏了，蒋教官可能遇害了。”

　　学员们没有直接跑掉，他们想上三楼，三楼保存着他们被没收的衣服、手机等物品。这时，有人发现郭金富在打手机，他们知道，110马上要来了，于是放弃继续上楼的计划，飞奔到了大门口，推开郭金富，逃了出去。

　　目前唯一一名还在戒治中心的女学员孙婧格说，当天晚上她听到了吵闹声，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当时自己真是太困，就接着睡过去了。

　　深夜11点30分，闻讯赶到戒治中心的校长赵卫东，被当时的场景惊呆了：打开宿舍大灯，整个房间一片狼藉，满脸是血的蒋明哆哆嗦嗦地躺在水泥地上，横七竖八的背包绳把他捆成了粽子，嘴巴被绳子勒得变了形。除了三个略有顾虑以及没有来得及离开的，所有学员都跑掉了。

　　这不是戒治中心第一次发生学员逃亡事故。前几个月，这里曾有女学员两次集体越窗逃跑，而且全部成功了：第一次五个女生全跑了，第二次跑了两人。

　　戒治中心

　　赵卫东，这名20年前仅在农村小学教过几年小学语文的代课教师，现在是网瘾戒治中心的法人代表和校长，在此之前的最近几年，他的身份是善于经营大豆、煤炭、化肥、农药以及开汽车跑运输的个体户。

　　在赵卫东口中被称为副校长的蒋坤，今年30岁，2002年才从东南大学毕业，是一名学文秘专业、“想做官”的大学生。毕业前夕，为了找份糊口的差事，蒋坤去了被称为“魔鬼训练营”的徐向洋工作室(一家专门教育“问题学生”的机构)那里打工，然后迅速被徐的激情感染，辞职出来后，他觉得，这样的学校，只要有钱，他也能办。

　　2005年，蒋坤通过朋友认识了赵卫东，在赵的面前，他对这一领域的市场前景做了一番生动演说，赵卫东心动了。

　　赵卫东拜访过大名鼎鼎的“戒网专家”杨永信，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山东临沂杨永信的网戒中心：2005年去了2次，2006年去了3次，2007年去了 6次，直到2008年6月18日，他自己也注册了这么一个机构。

　　这是一所混合了教育与戒除“网瘾”功能的古怪机构，设在淮安的石桥小学旧址上，“师资力量”只有几个人。赵卫东介绍说，他的学校(说到戒治中心时，赵总是以“我们学校”自称)至少有两名全职教师，一个“高老师”，一个“蒋老师”。“高老师”是多年前从某中学内退的英语老师，“蒋老师”则是蒋坤。此外，还有4名教官(14名少年逃跑事件后，增加到8名)，一名“咨询师”，其实就是一名兼职的在读心理学研究生，每一两个月来上一次课，而且上完就走，从不与学员交流。

　　那些被家长和赵卫东定义为“网瘾少年”、送进这里接受“改造”的学员，在大多数时间里，除了凑在废弃的小学教室看几张法制教育碟片和做上几个小游戏以外，没有真正的文化课。至于课程表上的论语、绘画、书法、英语，除了由赵卫东等人讲上一番外，其余都是学员之间相互学习。

　　学员们每天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按照早晨20圈、上午50圈、下午50圈的任务量在院子中间跑步，或者练队列、喊号子。

　　仅借助《参考消息》和“新闻联播”了解新闻，很少上网、从没玩过网络游戏、也从未听说过“芙蓉姐姐”和BBS的蒋坤说，他对网络和“网络成瘾”是很有研究的。

　　在蒋坤看来，要戒除“网瘾”，核心在兴趣点的转移，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不可或缺，“在精力上先把小孩子打垮，让他没力气再去调皮捣蛋了。”

　　至于如何界定小孩是否上网成瘾，赵卫东沉思片刻说，既然家长把孩子送了来，肯定他就是有问题的，先收下来，然后通过观察，“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重回“监狱”

　　6月4日凌晨两点半，盱城派出所民警钱坤接到了盱眙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出警指令，说是在盱眙县公安局门口聚集着8个十六七岁的迷彩服少年，怀疑是传销团伙。

　　5分钟后，钱坤见到了尚捷等7名所谓的“网瘾少年”，把他们带回了派出所调查。一个多小时前，冷兵已经与他的母亲打车离开了，临走前，这位家长支付了两辆出租车的全部费用700元，并为滞留的少年留下了200元。

　　14名逃亡少年，本来是准备先打车到淮安盱眙县付翔家的。付翔与韩一信等6人坐上第一辆出租车先走，其余8个人另外打了两辆车跟着。可是，后面的车没能赶上第一辆，谁也没听清付翔家在哪个位置。最后，在冷兵的提议下，他们决定让出租车直接开到公安局。

　　冷兵的设想是，他的母亲马上会赶到盱眙接他，打的费不成问题，如果司机等不及，可以报警，公安局或许可以为他做个担保。

　　凌晨3点，民警钱坤问询了一圈以后，陆续与家长们联系上，凌晨4点左右，几名疲惫不堪的逃亡者在摆满一圈沙发的门房里睡着了。

　　上午8点，派出所食堂的厨师来上班了，警长滕善贵嘱咐她煮了些面条和米饭，并炒了几个菜。“小孩们吃得狼吞虎咽，有的吃了三碗米饭，真是饿坏了，我当时就感觉，是不是他们在学校吃不饱或者吃不好呢?”

　　先走一步的付翔、韩一信等6人在凌晨1点多钟到达付翔家，胡乱睡下。但很快，他们就被刺眼的灯光弄醒——凌晨3点，尹玉来带着六条大汉前来捉人了。几名逃亡少年，被用透明胶布绑住胳膊，塞进三辆车子，连夜押回了100公里外的淮安。他们没有反抗，因为捉人的大汉中有“蒋胖子”。

　　韩一信说，他们被抓回来，是因为付翔的父母把他们出卖了。赵卫东解释说，在给蒋明解开绳索后，他第一时间与出逃学员的家长通了电话，请求他们协助。凌晨1点，付翔的母亲打电话告诉他，付翔和另外5个人正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回到戒治中心后，韩一信看到，除了冷兵，其他出逃的“网瘾少年”也都被家长陆续送回来了。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出逃。

　　“我们很无助。我们想的只是回到我们父母身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了一段短文后，韩一信抬起头来说，“这里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就是一个监狱。”

　　“还想不想跑?”他的回答干脆直接：“想!”

　　赵明德：网瘾病理化与同志遭遇

　　中国社会主流群体热切地想要将网瘾“定罪”。不少青少年成为网瘾的牺牲者：离家出走、自杀、猝死，沉溺游戏而造成身心伤害，甚至丧命。同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戒网瘾机构，恰好抓住家长们急于求成的心态。他们意图纠正网瘾青少年，却酿造了数起惨案或闹剧。

　　网络成瘾，主要是游戏成瘾。有人现在将它定义为反复使用网络造成的精神行为障碍(IAD)，又叫病理性网络使用。现有定义却还未被医学界认证。既然尚无法正式被界定为精神疾病，某些医疗机构干脆将它当作一种心理障碍看待。根据制定的标准，每周上网超过40小时，平均每天6小时以上，持续3个月，即算是网瘾。照这样推算，上网时间长就是上瘾，上瘾就是精神病，客观看起来，实在是可笑的推断。

　　主流社会反对，医疗机构趁乱捞钱，令网络游戏玩家对网瘾这一定义越发反感，并制作视频讽刺和抗议。但社会主流始终不是玩家，故舆论仍然倾向网瘾是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主流群体不满足于网瘾这一定义向玩家施加的道德压力，希望能将玩家进一步压制。根据最近观察，他们可能采取的手段便是在当下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将网瘾定义科学化，知识化。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需要寻求更多的科学根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好让自己看起来值得信赖，建立机制，上升到科学与理性的层面，迫使屈服。

　　实际上，这更值得我们担忧。眼下，网瘾定义已具有相当的道德压力，社会上某些团体也在用过分的暴力手段处理网瘾“患者”。一旦知识化，科学将成为这些团体控制人、操纵人的理论依据。社会对网瘾的警戒加强，限制加大。届时，不仅是选择娱乐方式的自由，就连身心自由都可能极大地遭到破坏。

　　除了试图捞钱的私人医疗机构，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反对网游，是出于对上瘾的年轻人的善意关怀。关心者们对于游戏和游戏商，口径一致地给予谴责。对 “失足青年”们则表示痛心不已，愿为拯救他们出一份力等等。善意的人们开始制订评判标准和法规，为了将毒害年轻人的游戏定罪，告诉后来者怎么明辨善恶美丑……

　　解释一段背景，后现代代表学者米歇尔·福柯认为，由权威定义知识，再灌输给百姓，只不过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至于被教导善与恶、鼓励他们走上正途的老百姓，不过是被权力驱使的棋子。所以而今的专家们若通过给网瘾定罪，期盼百姓能选择健康的娱乐，结果可能变成好心做坏事。

　　说到这里，我们来列举一个相似的案例，即同性恋者曾受到的对待。

　　虽然同性恋爱早在千年前便形成气候，在我国汉朝和古希腊时期甚至一度成为风气，但始终他们还是一个边缘群体。为了拯救受色情蒙蔽的人们，社会用严厉的法律约束同性恋者的行为，希望把他们拉回正道。而善意的结果却是把他们推向痛苦的折磨之始。纳粹把同性恋者抓进集中营肆意屠杀，上世纪六十年代多国法律都对同性恋加以制裁，七十年代中国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病症，甚至会被判处死刑。九十年代以来，各国针对同性恋的不公平法令逐渐废除，他们的生存环境才宽松起来。 虽然如此，他们的各方面权利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遭遇不公平对待，日常生活中需要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成为被边缘化的一群人。

　　现在的游戏玩家，将来是否也可能踏上同一条道路?倘若网瘾被定义为病理性上网，社会必然使用更严酷的手段以帮助“病人”。届时将不仅是舆论压力，更可能有法律法规对玩家的行为作出规范和限制。也许玩家会面临被人从自己家的电脑前抓走的危险，被束缚，被驱逐，被攻击，说不定还被一纸诊断书废掉今后的人生，强制关进精神病院。

　　不过，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因为玩家的背后还有政府和大企业。三者从网游中分别获得GDP增长、大笔盈利和廉价的快乐。因此不免要相互照顾。网络公司的利益更是显而易见，从2001年以来增长了数十倍，玩家的人数一直快速增长，对于整个游戏工业乃至文化产业都起鼓舞作用，促进GDP稳步增长。比起忧国忧民的愤青，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玩游戏的青年显然更和谐。他们不爱好练功，也不喜欢搞游行，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几乎不会产生干扰。

　　至于反对网游的声音，虽说它们是社会的主流，但反对者如家长、对网络本身存在偏见的人和某些道德保守人士，都是没组织的个体。反对的声音来自三教九流，四面八方，在平日甚至是相对立的群体。出于各种权利上的考虑，他们唯有在反对网游一事上达成共识，平日没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因此也更难以拧成一股力量。他们的发展，既碍于中国的政治自由度，也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如宗教信仰。因此反对归反对，却没什么机会结成影响力大的民间组织，全力对付网瘾和网络游戏。不过他们胜在人数众多，这场网瘾战争不到最后，也不知道会鹿死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