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秋风萧瑟的时候，一位中年军人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小房间里给自己刚考上学的孩子写家书。
在此之前，他和部队出川千里迢迢跋涉到此，一路征尘艰辛无比。
此时，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热潮正在形成。行军的劳顿并没能消磨他杀敌的热忱，但途中所见所闻却令他如鲠在喉：简陋低劣的装备、望敌而逃的“友军”、只顾自保的军阀、不供补给的“中央”……而尤其是“出乎意外”地出现一些汉奸，令他在信中表达了愤慨。
国家凋敝、强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此情此景之下，汉奸无疑是国家的痛点、社会的逆流。据说，这支部队从离开四川驻地的那时候起，就有汉奸为敌人通风报信，有时候在某地宿营一夜，也有汉奸点火放烟为敌机指示目标。将士们往往还未得上阵，就伤亡惨重。
虽愤慨难平，但这个中年军人抗战的决心已下。在这封家书的最后，他用这样的笔墨挥别挚爱的亲人：“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甚么？”
家书发出5个月后，中年军人和他所在的师在一个叫山东滕县的地方全军尽没，那是台儿庄战役的开始。
他叫赵渭滨，川军第41军第122师少将参谋长。
二
我是在一个初春的下午读到赵渭滨将军家书的。那天的北京乍暖还寒，但阳光明媚。从字里行间中，我读到了一名抗战军人的血性和忧愤。
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英勇顽强、宁死不屈，尽展民族的血性气节。但那些戴着日式军帽、举着太阳膏药旗，甚至还操着一两句日语、一脸媚笑的“中国人”，为敌军“带路”“效劳”，沦落为民族的败类。
七七事变后率先抗战的赵登禹将军死于叛徒周静思的出卖、抗联名将杨靖宇死于汉奸程斌的背叛、率五百将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死于4名被日伪收买的败类……这些汉奸助纣为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是人民的敌人。
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古国，一个自古以来以“忠孝”为道德基础的民族，为何会出一些败类？答案是复杂的。当年中国社会中，一些人病态的对敌“崇拜”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崇拜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国家、民族为草芥。
这种思想在当年一群“假东洋鬼子”身上尤为突出。有些去日本留学过的人，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上，却毫无脊梁地膜拜起军国主义思想。他们回国后，经常以“俱乐部”形式“物以类聚”，并在各个领域与日本的侵华政策遥相呼应，不约而同干起了卖国的勾当。有人统计，当时中国四个伪政权（伪满洲国、伪华北自治政府、伪华中维新政府、伪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百余名高级汉奸，有近一半有过留日或参加相关“俱乐部”的经历。
邪不压正，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虽然历经浩劫磨难，但中华文明始终生生不息。正是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深厚土壤和长期积淀，在危难关头，无数个深明大义、不愿屈服、奋勇献身的中华儿女挺立向前，昂然冲破黑暗，赢得了最终胜利。
三
赵渭滨将军80年前战死的滕县，如今已改名滕州。不久前我曾路过那里，当年将军血战的地方，今天已经是一个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沐浴着新时代的东风，人们和平而宁静地生活着，战火与屈辱早已不见踪迹。
这样和谐安定、生机勃勃的情景，我想已如将军生前所愿。但前些天看到的一则消息，却令我的心隐隐作痛。据江苏警方通报，由于在网上公开人身威胁举报南京日军装照的爆料者，一个“精日”不法分子被依法拘留。
此事，似乎又揭开了“汉奸”这块民族的伤疤。其实当年那些“阴影”并没有因为抗战胜利而消失，这几年网上的一些乱象显示，那种崇拜外敌、仇视同胞的少数群体依然在现实中存在。他们有的假借漫友和军迷之名，公开崇拜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挑衅社会良知底线；有的打着研究历史的称号，粉饰日本侵华罪恶并妄图为汉奸翻案；有的视道德法律于不顾，大肆抹黑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还有极个别人一见外国围堵中国就欢呼叫好，恨不得祖国彻底崩溃……对这些人，必须擦亮眼睛、高度警惕。
今天的中国确实比抗战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综合国力已达全球第二，发展成就令世界惊叹。但也要看到，前进的征途依然布满荆棘、挑战不少，需要更加团结同心全力以赴。在新的征程上，必须记得当年抗战将士的愤懑与无奈，坚决亮剑斗争，绝不能因背后少数“民族败类”的“暗箭”，而付出宝贵生命和鲜血。
所幸，那些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除了网上网下的一致声讨外，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了《完善立法保护国格与民族尊严》等议案。在深化改革、厉行法治的大背景下，相信有关法律会健全完善，国民教育也会全面加强，社会思想文化土壤更加纯厚。
赵渭滨将军在家书的最后，勉励后人“能够在复兴民族恢复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今天的我们，唯有昂扬进取、阔步前行，奋力实现强国强军梦想，方可告慰历史长河中那些高尚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