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台湾光复五十五周年前夕，天空笼罩在深秋的阴霾氛围下，数百名五十年代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齐聚在台北市青年公园，为五十年代死于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难友虔诚默哀。当低沉而哀伤的《安息歌》乐声缓缓响起时，许多当年曾经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难者和殉难者家属，眼眶不自觉泛渗出泪水。

　　五十年代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共产党分子执行枪决时，据说关在牢里未被处决的幸存者都会默默唱起这首《安息歌》，为他们即将决别的同志送行。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五十二年前，当李登辉和中国共产党告别，头也不回地宣布退党后，情报机关的侦骑冲进他同志聚会的房舍，于是，原本和他同组的同志们，不是纷纷被送入监牢，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就是先后被送到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幸运些的同志，也必须被迫亡命天涯，和台湾的亲人生离死别。当他昔日的同志们唱着《安息歌》为彼此送行时，李登辉却日渐飞黄腾达。

　　当马场町的枪声响起，命运之神已经改变了李登辉的一生。他以为这段往事即将随着枪声永远被埋葬在历史的灰烬里，因为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再也不能活转过来谴责阳间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的人.而即使侥幸存活下来的同志们，只要强者一朝权在手，谅你也不敢讲出历史真相。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幸造访到一位曾经参加台共，并且和李登辉同一个党组织的长辈，他亲口告诉我李登辉加入共产党，最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过。在这位长辈的详细叙述下，我终于对李登辉白色恐怖时代的政治历程，有了全面性的详细了解。

　　李登辉的“入党自传”(此处之“入党”系指加入中共的党组织而言)，是透过台共成员李薰山交上去并经组织批准的。据我具体的了解，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就是这位李薰山;至于后来海外一份媒体报道称，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吴克泰，是不正确的。经过我后续的不断查访，终于对李登辉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他退出中共的整个过程，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相信这些资料对各界研究早年李登辉、深入理解李登辉，会有第一手且最直接的帮助。

　　李登辉于一九四六年自日本返回台湾后，随即进入台湾大学就读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成长于日本殖民地台湾，年长时负笈日本，习惯了法治社会的常规，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李登辉，回台后目睹来台湾接收之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倒行逆施、腐败贪婪、无恶不作，不但对国民党政权印象极端恶劣，更对当年来台之外省军政官员及各省人民甚觉嫌恶。

　　而真正启动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关键，则是他因缘际会结识了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等人。对尔等力主改革国政弊端的满腔热血，和对外省军政人员来台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的深恶痛绝，更有共鸣之处。

　　李苍降，家里是台北芦州望族，台北二中毕业，日据时代中学五年级时，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狱三年余，直到台湾光复后才出狱。李苍降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友邦的侄儿，而李友邦系光复初期炙手可热之“半山”，是当时名声响当当的人物，甚得蒋经国宠信，故而安插来台担任台湾省党部主委，似有为蒋太子来台“卡位”之态势。可惜，李友邦因涉及“通共”案，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后，被当局绑赴南京，入狱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枪毙。

　　早先，李友邦有心培植李苍降这位晚辈，特地在光复后送他到中国大陆杭州读高中。“二二八事迹”后，李苍降从大陆匆匆束装返台，叔叔涉案系狱，悲愤之情使他对国民党政府观念丕变。李登辉偶然间得识年纪较他轻的李苍降，得知李苍降的特殊背景与际遇，两相攀谈，反对国民党政府和不满现状的理念都颇为投契，为同志友谊奠定了基础。李登辉私下认为，虽然李友邦已被当局逮捕入狱，李苍降在国民党政府内断无前途可言，但以李友邦在国民党内的旧关系，加上李苍降本身亦曾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李苍降加入“三青团”，适值其叔李友邦担任“三青团”台湾省支团部主任之职)，上层关系良好，更何况，李家是台北芦洲望族既是名门之后，攀附于他，日后谅必大有可为。

　　陈炳基年纪比李登辉小，稍早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已经加入共产党，算是这几个人当中在共产党内的党龄资格较老的一位。李登辉“入党”，陈炳基实际上亦扮演了催化的角色。在初步的组织活动中，陈炳基也是相当活跃的灵魂人物。严格讲起来，早先陈炳基的家世背景也不是“无产阶级”，而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因抗日而加入最早的台共组织。陈炳基籍隶台北，父亲是台北“盛振布店”店东，算是台北迪化街一带的望族，主要经营布庄买卖，颇有积攒，家境尚称富裕。日据时代，陈炳基因欲偷渡至大陆参加抗日，知名女医师谢娥曾予资助，可惜因事机不密，被日本宪兵拘捕入狱。台湾光复后出狱，日本东京爆发著名的 “涩谷惨案”，日本当局任由日本暴徒残杀台湾同胞，并不准台湾商人在日本涩谷经商，以免台湾人抢日本商人的生意，日本警察竟将十几位台湾商人强行遣送回台湾。此事发生后，引起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抗议。陈炳基即利用台**组织，举行游行活动，引起国民党政府关注，成为当年政府极感头痛的激进青年之一。

　　林如堉，台北板桥人，毕业于上海同文学院。

　　李登辉认为李苍降、陈炳基等人都是值得结交的益友。以李登辉早在日本时期即留心社会主义的渊源，他和陈炳基订交后，应已隐约感觉陈炳基可能是共产党员。基于各种理想和现实的因素，李登辉很自然地和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等人形影不离，结成共存共荣的同志关系。

　　基于壮大组织的想法，又发觉包括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在内的朋友，都对政府当局极端不满，陈炳基知道时机已臻成熟，遂积极激励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等人能在适当时机加入党组织。

　　此时，中国大陆的时局亦愈来愈紧张，国共战争的硝烟逐渐弥漫全中国。一九四六年二十月二十四日，发生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军人强奸事件后，各地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并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减少中共“解放”全中国的阻力。虽远在台湾，全台青年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反美示威活动。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都十分热衷于这项抗议行动

　　沈崇事件发生后，李登辉和林如堉、陈炳基这批朋友，在台大法商学院召开反美游行示威筹备会议。会议举行时，李登辉见到陈炳基旁边有一位陌生人，他担心这人身份有问题，还贴在陈炳基的耳朵边说：“这个理小平头蓄短胡子的家伙，该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李登辉那时非常机警，陈炳基告诉李登辉：“不会的，他是我亲叔，是自己人，别担心!”而这位“陌生人”，就是我幼年的长辈邻居，陈炳基的表哥--巫金声。

　　台北街头的示威行动，台大方面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人即为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等人。这里头，李登辉的年纪显然是最长的一位，但是，这个阶段中，这群人实际上的领导者却是陈炳基。

　　“二二八事变”前的那段时期，台湾民众对陈仪领导的长官公署各种倒行逆施积怨愈来愈深，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地热烈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吏的贪污和施政的不当;情绪激动的更直接参加了反政府的活动。

　　事变发生后，台北市北门附近的铁路平交道围满了愤怒的群众，企图阻断火车通行，警察和宪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在现场围起重重人墙，把群众阻隔在外，警民双方剑拔弩张，暴乱一触即发。当时的陈炳基，经常在万头攒动的群众里边出没，事变发生时期亦是非常活跃的一员。后来陈炳基因此而被台大法商学院开除，为了逃避当局追捕，曾经藏匿在李登辉三芝乡老家“源兴居”一段时间。

　　一九四七年七月，从大陆回台湾不过半年的李苍降首先找到李薰山，和他进行晤谈。李苍降见李薰山时，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李薰山发现李苍降和他还有一段颇为特殊的渊源，因此倍感亲切。

　　原来，李苍降和李薰山非但是旧识，而且还有一段日后成为生死之交的少年经历。

　　日据时代末期，李薰山为反抗异族统治，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寻找能启发爱国精神的书籍阅读。学校放假时，李薰山常去位于台北市川端町(即今天台北市牯岭街一带的地方)闲逛那附近的旧书店，遇见店中有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著作，或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总是驻足店内专心阅读，不忍离去。书店老板见他求知欲甚强，印象十分深刻。和他混熟了以后，老板发现李薰山对反日书籍甚感兴趣，经常会偷偷告诉他，最近又有“好货色”进来了，于是趁人不注意时，拿些抗日书籍给他看。

　　这期间，李薰山在因缘际会下，认识了一个名叫雷灿南的年轻人。据李薰山告诉友人，雷灿南，台北二中毕业生，是一位极富民族精神的青年，两人很谈得来。雷灿南又为李薰山介绍了他在台北二中的同学李苍降。李苍降当时在台北芦洲公学校当教师。李薰山知道雷灿南和李苍降都爱看抗日书刊，有次他在帝国大学(台大前身)图书馆发现有几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有本书的书名叫《清算日本》。李薰山读完这本书后，觉得这本书有价值介绍给同好阅读，就将书偷偷带回家。

　　于是，他将这本书借给雷灿南、李苍降看。不巧，李苍降在芦洲公学校私下看这本《清算日本》时，因过于大意，竟被担任日本线民的日籍同事发现，并向警察局密告。

　　在监狱中，日本特务严刑拷打雷灿南、李苍降，逼他们招供究竟是谁提供这些反日书籍给他们看的。雷灿南、李苍降在狱中虽然被打得死去活来，受尽酷刑，两人抵死不供出李薰山。雷灿南因受日本特务过度刑讯，甚至精神状况异常，仍不屈服。出狱后，在街头演讲宣传抗日，又被日本警察逮捕，最后因精神崩溃，死于狱中。

　　李薰山既和李苍降有这么一层革命感情，老朋友久别重逢，自是格外亲热，一番寒暄客套后，李薰山当然有话直说了。

　　李苍降告诉李薰山，“二二八事变”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相当失望。他叔叔李友邦安排他去大陆念书时，还曾经加入国民党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冀望能为国民党做些事情。经过这些年，他深感跟随国民党是不会有希望的，所以已经决意退出“三青团”。李苍降说，国民党胡作非为，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于今之计，如果再不思振作，通过组织的力量，争取发展社会的机会，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只有衰微一途，根本不可能强盛起来。

　　李苍降热血沸腾地向李薰山建议，他有几个朋友，大家都有志一同，想成立一个“进步组织”，询问李薰山共组这一组织的意愿。其实，从当初共产党的做法来讲，李苍降所谓成立“进步组织”的讲法，就是要借此成为中**员的意思。

　　李薰山那时已经加入共产党，但因刚成家，而且妻子也即将临盆生产，本身有家庭压力，担心过度活跃容易暴露身份。更何况，最初他只晓得李苍降因为他叔叔的关系曾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如今他嘴巴里讲自己已经退出“三青团”，但实际上到底怎么样，仍待一番查访以后，才能再作定夺，免得被国民党派人卧底，反而误了大事。他这一点政治警觉是有的。所以，李薰山对李苍降一头热的提议兴致并不高，内心十分犹豫，因而未给李苍降明确的答复。但是，两人会面后，李苍降的那番话始终在李薰山的脑海里翻涌，久久难以平抑。经过他私下的考查，李苍降在叔叔李友邦被捕后，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动机上应该是很单纯的，绝非国民党渗透人员。

　　经过深思熟虑，李薰山把这件事向中共在台湾的上级组织作了报告，经上级同意，认为成立新组织的行动宜积极进行。李薰山便和李苍降见了第二面，表明愿意和他筹组新的组织，隶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组织在党的体系中，归在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大学支部底下。李苍降又把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三个人介绍给李薰山认识，这是李薰山头一次见到李登辉。

　　自此，李苍降等人正式纳入中共组织。小级成立之初，尚无任何特定名称，但成员基本上只有李薰山、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五个人。小组成员每天研读马克思著作，研读完就进行讨论。因那段时间最常研读的两篇文章，一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篇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大家便起意为小组太阳能名为 “新民主同志会”。这个组织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正式成立。因为小组成员始终仅只五人，故又简称“五人小组”。由陈炳基带头，担任“中央委员”，同时陈炳基也兼任另一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之委员。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后，组织决定应定期召集内部读书会。那时，李登辉的友人陈振基有幢日式平房在台北“川端町”(日据时代区名，现为台北市古亭区辖区)，李登辉向他借来作为在台大读书的住处，“新民主同志会”就定期借这幢日式平房作为小组研读共产党书籍和开会的场所。在这里，“五人小组”也作出了拓展组织的决定。(按：有关李登辉在这幢平房内发生的故事，将在下章详述。)后来因见李登辉住所闲人出入太杂，才改到林如堉位于中山北路七条通之住所开会。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以后，组织内只有李薰山、陈炳基两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因此，李苍降、林如堉和李登辉三人，在李薰山的带领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初，凡是加入共产党的，除非本身是工人或农民出身，一般都要经过半年的入党考核审查期，在这段审查期间，都是所谓的“候补党员”，必须通过审查，认定成份无问题，党内外政治活动够积极，才准许成为正式党员。

　　经过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审核，认为包括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在内的“新民主同志会”成员，多半是抗日活跃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据当时和李登辉同一个小组的现存同志表示：“党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主要是因为'二二八事变'的关系，加上他们多半是活跃的抗日分子，所以未经过'候补党员'这关，便直接成为正式党员。”

　　李登辉三人的入党申请书表和自传，便是通过李薰山，由李薰山亲自交给刘沼光。李登辉正式入党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

　　刘沼光是何许人呢?此君也是台湾人，二次大战时期也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光复后回台湾，任职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

　　刘沼光再将李登辉的入党申请书表连同自传，转交到台大支部上级指导员廖瑞发的手上，最后再交给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审批核准他们的正式入党申请。一九四八年元月，党组织派了一位大陆人徐懋德担任小组指导员。(按：徐懋德系大陆解放前的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台共组织被国民党破获后，潜返大陆，后任大陆交通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居住天津。)

　　“李登辉为什么会脱离组织?据我理解，和一九四八年为了纪念'二二八事变'一周年的活动有关”，李登辉的同组老同志回忆道。他还说出了李登辉脱党的全部经过。

　　一九四八年二月间，李薰山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说，组织交代，那年的“二二八”周年活动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是要每一个分支党部交出一篇文章，题为《纪念“二二八”告台湾同胞书》，准备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向台湾人民散发。上级的意思，这篇告台湾同胞书油印之后，以邮寄或是秘密散发的方式，发到全台湾的重要角落，打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因那份油印传单散发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政军干部、学生和知识分子，到时一定会引起社会骚动，如此，必须发挥党的力量。

　　而“新民主同志会”本身，也准备以该“同志会”的名义，另外再散发一份纪念“二二八事变”的《告台湾同胞书》，原则上也是请每位同志各写一篇。

　　二月二十日过后的某一天，所有同志都把稿子交给了李薰山。当时“新民主同志会”采取非常民主而公开的方式，他们把所有的文章拿出来讨论，由大家决定究竟采用谁的文章公开印行，并不是由上级指导员徐懋德以组织领导的威权来决定究竟如何取舍文章。

　　一位成员说，李薰山那篇文章是用日文写成的，李薰山主要的考虑，是怕光复后不久，台湾民众许多人还不太懂中文，用日文可以增加文章的效果，达到普及化的目的。

　　照道理说，徐懋德是大陆人，和“新民主同志会”本省籍同志的交情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所以不会对任何个别同志有所偏袒，取舍文章理应不会有任何私心上的考虑。“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和李登辉也没有严重冲突，不可能以好恶之心排斥李登辉。因此，大家都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这份文宣品能发挥它应有的巨大作用。最后大家开会决定选用了李薰山的稿子作为《告台湾同胞书》的正式文稿，并付梓印行，准备二二八当天正式散发出去。

　　据李薰山事后向同志和友人谦称：“我想大家会选我的文章，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事实上反而我觉得李登辉写的稿子比我好，他算得上是我们这个组织里边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位。”

　　在筹划“二二八”周年活动时，除了沿街张贴大字报的构想，李登辉还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成员认为李登辉提出的想法多半是“书生之见”，不符合民众的需求，若照着做的话，非但窒碍难行，而且得不到民众的共鸣。在会议过程中，自己提出的意见均被同志否决，使这个个性一向好强争胜的李登辉，积了满腹怨尤。

　　不论是文章或是筹划运动的方式，决定权既是在于全体同志，李薰山当然没有立场去作任何改变。然而，此事却引起李登辉内心的极度不悦。

　　未采纳李登辉的文章和他的主意还只是导火线，究其根源和远因，主要在于李登辉自恃太高，故而瞧不起“新民主同志会”里头的其他同志。例如李苍降、陈炳基年纪上要比李登辉小几岁，那时的学历也只有中学水平，而李登辉自认是留日归来，纵使尚无大学文凭，毕竟是喝过洋墨水了，和李苍降、陈炳基在一块儿，等于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价;何况同志们的年纪上，李登辉只比李薰山小一岁，其他的人都算是他的小老弟。不采纳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就罢了，居然连文章都不被采用，怎不教他引以为毕生奇耻大辱，难以咽下这口气。

　　李登辉在“新民主同志会”内曾经高傲地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资本论》这些共产主义理论著作，组织内谁读得比我通?李登辉告诉友人，早在入党以前，就已经读遍了马克思的著作，大家既然不听从我的意见，那我干脆与尔等划清界限好了!

　　据徐懋德的说法，李登辉说明自己想脱党的原因，是因为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欢参加共产党。当然，徐懋德曾当场质疑李登辉的这番说辞。他当面追问李登辉，去年(一九四七年)年底你入党、写入党申请书表时，明明写着有志于加入共产党，此刻又说你不适合党的活动，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李登辉则顾左右而言他，不作正面答复。据徐懋德事后向同志表示，基于尊重其个人意愿，徐懋德未便多加勉强。但既然已经参加过党组织活动，对党的内部机密，想必亦多有所涉入，在国民党军警侦骑密布，查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此刻，徐懋德取得李登辉的口头承诺，对共产党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均绝对保守机密，日后并不得相互攻击，以维持同志情分。

　　徐懋德说不动李登辉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们平日也难忍李登辉处处瞧人不起的高傲气焰。徐懋德虽多次排解，都不得其门而人。李登辉此番出走，虽说是组织之损失，但少了李登辉这种麻烦人物，顿时如释重负，得失之间，总要有所抉择。

　　当年的老同志分析李登辉脱党的心态，认为他是个“颇具英雄主义的人”，认为他留在共产党内部，觉得无法尽情发挥，心情抑郁，才会兴起不如归去的念头。对于李登辉个性的分析，这可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另外，根据陈炳基事后推测，当时“新民主同志会”与“学生工作会”关系密切，负责人均由他独揽。陈炳基因感无法兼顾而辞卸“学工会”委员一职，推荐李登辉接任，不料却被上级否决，改派李登辉旧识杨廷椅接任。李登辉失去独当一面之机会，可能也是其退党主因之一。

　　从一九四七年秋天入党，到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和徐懋德谈判脱党，李登辉的共产党党龄仅不及一年光景。据一位李登辉的老同志透露，脱党后的李登辉和中**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组织的公开场合里再也不曾见过李登辉。

　　徐懋德叙述的和李登辉最后会晤的这段经过是否属实，部分同志都有某种程度的怀疑。依共产党当年在大陆上的做法，既然入党，就决不容许有什么“退党”这回事。在某些共产党人的眼里，“退党”或是想退党的“动摇分子”，其实与“叛党”无异。通常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处理叛党分子只有一种选择--制裁。所谓制裁，即派人秘密暗杀处决。徐懋德难道未将退党的严重性告诉李登辉?即便是徐懋德末曾告知，以李登辉之精明，岂会不晓得共产党处置退党人员的手法?

　　所以，“新民主同志会”老人叙述的有关李登辉退党的经过，是否有隐瞒事实之处，实在值得再三推敲。以我的访查了解，李登辉退党后，在“新民主同志会”内部引起了极度的震撼，徐懋德和李登辉之间在最后一次晤谈时，极可能发生过尖锐的言语冲突。所以，徐懋德在结束与李登辉的晤谈后，作出了两个明快的决定。

　　徐懋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立刻着手找人替补李登辉空下的位子。据“新民主同志会”的老人回忆，李登辉离开“新民主同志会”后，有天指导员徐懋德带了一位新同志到会里，和所有党员会面。这人名叫蔡瑞钦，台南人，时任职台湾省教育会。徐懋德向大家作完介绍后，大家便知道此人是来递补李登辉的。

　　徐懋德的第二个动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也就是李登辉退出“新民主同志会”后不久，徐懋德立即向内部同志宣布，“新民主同志会”从今天起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并将组织作了一番重整，目的在增强组织的隐秘性。“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共分为三个小组--宣传、组织、教育，小组的领导分别是李薰山、林如堉及陈炳基三个;徐懋德仍为上级指导员。

　　采取这两项行动，证明徐懋德对李登辉的“君子协定”不放心，他担心李登辉是个“动摇分子”，只要他果真是“动摇分子”，迟早会出卖组织，向情报机关密告，所以才消极性地作出了这些动作，防范不测。

　　虽然李登辉和中共告别了，前文也说过，在各种公开场合，李登辉刻意回避和共产党同志碰在一块儿，以避免双方的尴尬。但刚脱党时他却并未和原“新民主同志会”的老同志完全断绝往来，他依旧可以知道组织的风吹草动。蔡瑞钦来替补他和“新民主同志会”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这些事，李登辉不是毫无警觉。他知道，自己的人身并不安全，虽然他和徐懋德之间有所谓的“君子协定”，但以李登辉多疑的个性，岂会尽信这“闲话一句”的口头承诺。然而，他究竟该如何防卫昔日同志猝不及防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