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1908 2007)是资深的革命元老,德高望重,深受党内外景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与邓小平一起度过了极为艰苦、极其光荣的战争岁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他长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受益良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他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旗帜下,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决策工作,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情谊。

　　一

　　对于邓小平,薄一波心仪久矣,然而,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才第一次见面。那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来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薄一波常去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而这两个领导机关当时都随一二九师行动,因此也少不了就教于邓小平。

　　“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从此,薄一波直接受刘伯承与邓小平的领导,因而有更多的接触,也有更深的了解。

　　1940年4月,由邓小平主持,在山西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薄一波作为太岳区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并将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是七委员之一。

　　1940年8月,薄一波率部参加了着名的百团大战。决死一纵队的二十五、三十八两个团,在一二九师直接指挥下,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同日军精锐部队作战70余次,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还两次成功地掩护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当然,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薄一波认为:尽管人员大大减少,但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极大提高。经过百团大战的锻炼,决死队终于“过关”了,开始像八路军老部队一样能打硬仗、恶仗了。在百团大战的总结中,邓小平特别表扬了决死一纵队,指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作战、政治工作、平时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给的任务。”

　　1942年3月,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工作,详细了解了阎锡山的61军勾结日军,制造磨擦的情况,毅然决定发起浮翼战役。战役由邓小平指挥,薄一波和陈赓协助。这次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的反动气焰,制止了他们投降日军的行动。后来在61军的要求下,进行了谈判,订立了现地作战协定。谅解达成后,双方保持了合作关系。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薄一波感受很深,他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1941年和1942年,对于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来说,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两年。这两年间残酷的战争和非同寻常的艰苦,邓小平记忆犹新;薄一波记忆犹新。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薄一波又一次见到邓小平。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关于这个报告,薄一波指出:“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总结,我们对建设根据地与对敌斗争的关系,建设根据地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战与建国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据地建设中武装、政权、群众、党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自觉的理解。”

　　温村会议是一次用整风精神总结晋冀鲁豫根据地历史经验的会议,又是一次全区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会议,会议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1943年秋,薄一波等一批重要领导干部前往延安,参加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留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区的全面工作。

　　1945年6月中旬,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命他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这时,薄一波才再次见到自己的老首长。

　　二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邓小平任书记和政委,薄一波是副书记和副政委。为此,任弼时同志曾找薄一波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要我来跟你谈谈。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重要的是协助刘邓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军队内部的团结,地方和军队的团结,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最适当。

　　薄一波表示:我在小平、伯承同志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工作已经多年了,据我了解,刘邓历来十分注意团结工作并且做得很好。决死一纵队归一二九师建制后,我就倍感亲切。有中央的方针政策,又有刘邓的领导,团结一定能搞得更好。

　　薄一波上任以后,全力协助刘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薄一波心情舒畅,他深有感触地说:凡是同邓小平相处过的人,都觉得他胸怀豁达,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1945年8月25日,薄一波与刘伯承、邓小平等搭乘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太行解放区。一到目的地,没容喘息就组织了着名的上党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谈判。邓小平高超的韬略,使薄一波钦佩之余,也从中获益良多。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随即组织了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起义,是其中的一个杰作。薄一波也参与了一些筹划。并和刘伯承到马头镇与高树勋会晤。刘伯承先向高树勋转达了毛泽东、朱德的来电,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本人及所有将士表示欢迎和慰问。

　　高树勋起义后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我军各部对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开展了“高树勋运动”,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部队连续打了陇海、定陶、旦晨等一系列战役。薄一波则在后方,一边支持前线,一边领导土改工作。7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委;野战军与军区的工作分开,军区工作由薄一波与滕代远负责。

　　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12万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歼敌5.6万,胜利地打开了南下的通道,开始了千里跃进、逐鹿中原的壮举。遵照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努力完成新兵补充、干部配备、后勤供应等项工作。为支持刘邓大军南下,薄一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的解放区,薄一波建议成立中原局,由邓小平任书记,仍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当即得到中央批准。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由薄一波任副书记,主持工作。

　　这样,邓小平与薄一波,一个在中原,一个在华北,各自主持一个战略区的全面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协同作战。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为中央局书记的邓小平、薄一波先后调到中央,工作上的联系就更多了。

　　1952年下半年,由中财委主持制定的新税制颁布执行,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波动。1953年夏季,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受到严厉的批判。他还没来得及从前一阶段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休整过来,喘一口气,就要仓促面对人生中的又一段风雨,而且浪头的来势还异常凶猛。

　　一直窥测风向的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使会议偏离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大相径庭。会上批判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渐渐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高、饶不仅仅攻击他,而是要进而拱掉刘少奇、周恩来。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他决定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当会议要他作第三次检讨时,他一口拒绝。周恩来把薄一波的态度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此时,毛泽东对高、饶篡党夺权的野心也有所察觉。

　　会议收不了场,令周恩来很为难。他是会议主持人,话说轻了,会上已经是那种气氛了,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包庇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泽东出了个主意,他说:不好结论,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同志、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邓小平回北京后,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邓小平实实在在、诚恳负责的发言,既体现出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又饱含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之情。他的发言一字千钧,使与会者逐渐摆脱了高、饶的干扰,对问题有了自己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看法。

　　不久,高、饶东窗事发,财经会议的风波真相大白。毛泽东也意识到对薄一波的批评过了头。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等人参加书记处的一次会议。薄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说:财经会议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难以解除。

　　这次谈话以后,薄一波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完全解决了。

　　1953年财经会议后,邓小平接替了薄一波的财政部长的职务。同时,留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又协助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工作,薄一波又一次成为邓小平的助手。

　　6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各方面的工作条例,其中,薄一波受命主持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就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面对“空头政治”等“左”的思潮,薄一波提出“政治挂帅要落脚到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得到邓小平高度的肯定。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薄一波和邓小平思路相同,感情相通。

　　回顾这段历史,薄一波感慨万分,他说:小平同志后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的许多工作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我具体负责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就是如此。小平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直到逝世前,身边还放着《工业七十条》。

　　四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78年底,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 年的冤案中走出来,是邓小平首先同他谈话,征求其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要求薄当机械工业的“秦始皇”,期望他在改革上作出成绩来。

　　薄一波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对国民经济的调整。由于十多年没有工作,为了尽快摸清情况,已经年逾古稀的薄一波几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到各地调查,走山西过内蒙、下湖北去苏杭,从内地到沿海,深入厂矿,深入基层,不顾疲劳地考察座谈,听取各种反映和意见。根据了解的情况,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正确分析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提出调整改革的意见。随后写出了《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回顾》一文,并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以后又在中央党校、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教育,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和调整工作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首倡创办经济特区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党内意见并不统一,不少人不理解,甚至怀疑。

　　有人问:把外国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

　　有人问: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还有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薄一波思想解放,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对创办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是满腔热忱,从一开始就给予大力支持。他是最早在特区考察的领导人之一,1981年11月就去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考察,以后又去了几次。薄一波认为办特区的决策是对的,路子也是好的,是有发展前途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1982年,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薄一波又被委以重任,负责体改委的工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改革大计当好参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献计献策。

　　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邓小平着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个重大举措。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十年,其中前五年是作为主任邓小平的助手,后五年是作为主任陈云的助手,为实现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以及受命处理党内若干重大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他还担负一些陈云与邓小平思想联络的工作。

　　回顾与邓小平的交往,薄一波心潮澎湃,他说: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后,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有些重大问题,他委托我去研究和解决。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他自己担任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十年中顾委,我一直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而小平同志一直是中顾委的灵魂。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长期奋斗中,我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小平同志给我的教诲,终生难忘。

　　薄一波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专心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在我们党内,这是开风气的工作,已经出版的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册,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与《领袖元帅与战友》。这些专着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回顾往事,特别是谈到邓小平,薄一波的笔下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他是这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其一、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个非常重大而又复杂敏感的问题。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改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意义非常深远。其二、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新方针大政策,并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当年要找而没有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民族之林之路。党的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十四年来的构想,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是当之无愧的。

　　据此,薄一波还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而成于邓”。

　　1997年2月,惊悉邓小平逝世,薄一波十分悲痛,挥笔写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挽联,表达对这位20世纪的中国伟人的崇高敬意。他这样解释:“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这应该说是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如果说,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么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回答的世界性难题,也是非常之业。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还不是建“非常之业”、成“非常之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