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华盛顿4月12日电（记者　余东晖）在菲律宾海军军舰与中国海监船发生对峙之际，美国知名学者发表专文称，美国在防止任何南海争端上升到军事冲突方面有重大利益，应采取多种措施防范军事冲突的发生，包括重新评估对中国的海空抵近侦察行为。

　　美中在专属经济区对抗最危险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11日在“外交关系理事会”（CFR）发表“应急计划备忘录”专文提出，南海发生冲突的风险是重大的，有3个方面会威胁美国利益并可能导致美国动武。

　　最可能和最危险的紧急状况是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EEZ）的军事行动激起中方的武力反应，误判和误解可能引发致命的交火，并导致军事冲突升级和重大的政治危机。

　　第二个紧急状况是中国与菲律宾就有争议地区的天然气资源产生的冲突。而根据美国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卫条约”，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中菲冲突。美国如果不做反应，会使美菲关系受挫，也会损害美国对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信用，而美国决定派军舰去该地区，又会冒美中海军对抗的风险。

　　第三个紧急状况是中国与越南在地质勘测和油气资源开采方面可能触发武装冲突。美越关系发展可能使得河内在南海问题上更勇于与中国对抗。美国也有可能被拖入中越冲突，但可能性较中菲冲突小。

　　葛来仪指出，南海问题对于美国利益的意涵包括：美国在根据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方面有重要利益；美国既要保证对地区盟友的承诺，又要避免被拖入领土争端和可能的冲突；每年有5.3万亿美元的贸易量通过南海运输，其中美国就占1.2万亿，足见经济利益之大；美国在保持美中合作关系稳定性方面也有长久利益。
 
　　美中应建立海上危机操作热线

　　葛来仪建议，在各方近期内就解决南海争端取得重大突破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美国应专注于降低由误判和非故意的争端加剧带来的军事冲突风险。

　　她提出，具体的防范选项有6个：

　　第一，支持美中减少风险措施，包括操作性的安全措施和扩大两国海军合作。除了美中已有的高层军事热线之外，两军应当在操作性的层面建立处理海上危机的热线，并签署政治协议承诺双方在发生危机时依然会接听电话。

　　第二，强化地区角色的能力，美国可帮助菲律宾加强军力，也可帮助越南加强海上侦察的能力，但这些措施也会带来风险，使得菲律宾和越南更独断地挑战中国，并提高这些国家对美国在危机中提供帮助的期望值。

　　第三，鼓励主权争端的解决。美国可推动将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和争端解决机制来调停，但中国可能反对，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也可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6个主权主张方之间建立“区域主权”（regional　sovereignty），还可仿照1920年签署的解决挪威与格陵兰之间斯瓦尔巴群岛争端的斯匹茨卑尔根条约的模式，将主权授予一方，但与资源有关的权利给予所有的签署方，但这种模式至少近期不可能成功。

　　第四，推动区域风险减少措施。推进区域海军行动安全的多边机制和程序已经存在，不必要有新的安排，但诸如南海海岸警卫论坛等新的对话机制值得考虑。

　　第五，提倡联合开发和多边经济合作。

　　第六，美国应避免无意间鼓励主权主张方采取对抗性的行为，如希拉里2011年11月将南海称为西菲律宾海就应避免。

　　美国应重估对华抵近侦察行动
 
　葛来仪进一步提出，如果上述防范选项未能奏效，危机发生，有两大缓解选项：

　　第一，化解美中事故。历史表明美中两国都竭力防范危机上升为军事冲突，但在危机之前应当采取行动，限制对抗带来的有害后果。双方可签署政治协议，增加沟通机制到位以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第二，派遣海空力量到军事冲突发生地区的附近，以保卫美国利益，阻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应是美国一直考虑的选项，但这一选项必须与其产生的反效果平衡考虑。风险更小的选项则是威胁进行外交和经济制裁，但这个措施也会煽动敌意和升高危机，而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这种措施会否得到本地区其它国家的支持也值得怀疑。美国也可考虑鼓励进行调停式的对话。

　　葛来仪认为，最现实有效的办法还是军方官员的直接沟通以降低危机，有关国家应建立沟通机制，包括紧急会议、行动热线等。中越之间已同意就南海争端建立热线，堪为模式。

　　最后葛来仪对美国政府提出建议，认为美国应当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南海行动的各国海军应利用“海洋无警报遭遇规则”（CUES），加强海上安全沟通；美国应明确支持南海主权各主张方之间采取减少风险和建立信任的措施；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应使美中海上安全磋商有效，或另起炉灶，达成更正式的“海上事故”处理协议；华盛顿应向马尼拉和河内澄清美国承担的义务和承诺的程度，以避免地区角色更大胆地与中国对抗，或因为被视为未达到期望值，而有损于美国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

　　葛来仪在建议中特别指出，美国应重估其邻近中国12海里领海的海空监视和侦察活动，评估减少抵近侦察频率或在距离更远地方进行侦察的可行性。任何对美国抵近监视侦察的调整需要评估那些资源是否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或者其它情报收集平台也能提供中国军事发展的足够信息。她称，美国不应单方面采取此类行动，应寻求获得北京的回报，以免中国将之解读为美国衰落和软弱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