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因前所未有的炮轰中国浪潮而丑态毕露，尤其是一些茶党候选人——例如克里斯蒂娜·奥唐奈——的行为。奥唐奈坚称，中国“精心制定了一项取代美国的战略计划”。

　　她不愿详细解释，只是神秘兮兮地说：“我有很多话想说。我多么希望我不知道我已经知道的一些秘密信息。”她这是试图吓唬选民，但她的咒语的效力不足以使她为共和党人赢得特拉华州。

　　不应该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瞠目，更不用说发动贸易战了。虽然奥唐奈的话听上去很极端，但也没比很多较主流的候选人极端多少。从某方面看，这是可以理解的：“黄祸”这一观念从未完全从美国政治中消失，在经济困难时期，往往会气势汹汹地再次抬头——例如 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萧条时，虽然当时是指控日本“操纵货币”以及“向出口商提供不公平的补贴”。

　　两项指控都有一定正确性，今天的中国也在这样做。但是，现在谁还会说日本制定了一项具有政治目的的工业战略并试图接管世界?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天才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 250年前就曾阐明，重商主义内部始终埋藏着导致自身灭亡的种子。

　　贸易壁垒并不可取

　　筑起贸易壁垒是所有应对之策中最糟糕的一种，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惨痛代价中汲取了这—教训，这正是对大萧条岁月有着清晰个人回忆的罗纳德·里根往往否决企图对日本树起贸易壁垒的国会议案的原因。

　　我们应该希望贝拉克·奥巴马显示出类似的坚持原则的决心，因为类似议案几乎必然会呈送到他的面前。奥巴马还应该对以下事实予以深思：他的政府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不仅招致中国对美国的家禽制品出口商采取报复行动，而且，此举没有对国内企业产生有利影响，受益的是泰国和韩国企业，它们的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取代受阻的中国轮胎。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逐步减少，至少就其占GDP比重而言。2UU7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 GDP中的比重超过lO%，但预计今年将降至5%以下——真的，不应该对这一数字瞠目，更不用说发动贸易战了。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失衡状态反映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比我们这些身处西方发达世界的人更倾向于储蓄这一事实。在中国当局受到为其公民提供更完善社会保障的压力的情况下，在中国成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更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社会——在今年前10个月，通用汽车公司向中国人出售了200万辆汽车，是 2007年全年的两倍——后，这很可能会有所改变。

　　出问题的不是中国

　　毋庸置疑，在本周将于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和欧洲将再次要求中国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减少贸易顺差。也许，戴维·卡梅伦——就在此次峰会前夕，他将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英国贸易代表团访华— 将能够得到一些关于中国可能有何反应的有用线索。

　　卡梅伦将带撒切尔夫人的外交政策顾问鲍威尔勋爵一同前往北京，这是明智之举。鲍威尔勋爵6日在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称，目前，在欧洲内部，人们以 “对无力(与中国)竞争以及中国征服传统的欧洲市场和垄断世界上的原材料感到焦虑”为时髦，这会带来风险。

　　然而，强行规定企业不得让雇员每周工作超过48 小时的欧盟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企业没有受到此类障碍约束的国家能够取得的成就深怀恐惧，是不足为奇的。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害怕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问题不仅在于，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中的中国人因为深知教育的价值和勤奋刻苦的美德以及改善经济状况这一不言而喻的目标而具有—种原始性的勃勃生气;欧洲各地，人们都不安地感到了自身的衰退，这让我们心生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