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嫩的脸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不出有任何的世故和敌意。如果不是一支AK-47自动步枪衬托，人们绝对不会把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与战场上殊死拼杀的士兵联系在一起。然而，她却是非洲国家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里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战士”，她同时也是全球成千上万女娃娃兵中的一员。

　　娃娃兵其实也就是儿童兵，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据记载，早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中，就有娃娃兵，其中最小的只有7岁。而在美国内战期间，南北双方军队中也有无以计数的娃娃兵。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海军一直招募儿童，担任船舶服务员以及弹药搬运工，虽然不拿武器，但这些娃娃兵却是战争的一部分。

　　一个名叫“制止使用儿童兵联盟”的组织不久前发布报告称，目前，全世界30多个国家雇佣着30多万娃娃兵，而这些娃娃兵中，女孩的比例占到了1/3。亚洲、非洲、中美洲一些国家的战场上都有女娃娃兵。不过，就受压迫的程度和悲惨状况而言，非洲的女娃娃兵无疑为最。

　　娃娃“女战士”走上一条常人难以理解的道路，有多种现实原因。

　　“他们轮奸了我母亲。我拿起枪成了一名战士，我要与敌人战斗。”说这话的女孩叫雷切尔·韦塞，15岁，利比里亚人。一直以来，雷切尔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希望雷切尔将来能成为一名教师，为此，她终日劳碌奔波，通过卖进口洗涤液和苏打水为雷切尔攒学费。然而，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不幸发生了。雷切尔的母亲在一个公厕旁遭人轮奸。当满身伤痕、流着血的母亲被人们抬到雷切尔跟前时，她尖叫着说，“一定是政府军干的”。

　　事后，利比里亚反政府武装“和睦与民主阵线”的头目开始动员雷切尔加入他们的“炮兵突击队”。为了复仇，雷切尔同意了。没多久，雷切尔学会了开枪。她说：“开枪时，我不会想我是在杀人，而是把他们看作我的敌人，他们伤害了我的母亲……”

　　而塞拉利昂的哈瓦和乌干达的格罗利娅走入女娃娃兵的行列，则纯属被逼迫。哈瓦8岁那年，有一群塞拉利昂叛军来到了她的村子，绑架了她及一群孩子。“起初我拒绝加入他们，但最后不得不屈服，因为没人给我东西吃。我成了他们的‘妻子’，感觉糟透了。”格罗利娅的命运和她相似，她14岁那年，遭乌干达“反抗上帝军”绑架成为女娃娃兵。当然，还有一些女孩子，是因家境贫穷被父母“纳税”交给地方武装力量;也有的是为温饱，只好投靠反政府军或游击队……

　　杀人像喝水一样简单

　　一旦走上这条路，女娃娃兵们很快会被改造为“战争机器”。“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很害怕。但两三天后，成年士兵逼我使用可卡因，我就不再害怕了。当我吸毒时，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那就是一场梦。”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格罗利娅这样说。

　　“除了要被注射或服用使人疯狂的药品，我们还要进行暴力方面的训练。成年士兵会要求我们杀死自己的亲人，并要我们喝下死者的鲜血，拒绝者会被处死。有时候，士兵还会给我们一根大棒或一把斧头，来处死那些企图逃跑的少女，不干也要被处死。那些士兵们还喜欢烧掉当地村民的房子，然后，让我们围着大火跳舞。经历过这些，到最后，我们朝别人开枪，就像喝水那么简单。”

　　女娃娃兵被强奸，更是司空见惯。有时候，她们会被赐给司令官当“老婆”，但大多数都会遭到士兵们轮奸，因此，她们中患性病的比例非常高。格罗利娅说：“我们经历了太多不幸。白天，要面对血腥去杀人;晚上，又沦为性奴隶。在军营里有许多小房间，男人们把我们关在里面，当作发泄兽欲的工具，不顾我们还是孩子，随时蹂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精力，虚弱不堪。”

　　但对格罗利娅等女娃娃兵而言，最危险的还是战斗。即使怀孕了，她们也要参加战斗。而她们参战的方式则十分全面，不仅要手持AK-47冲锋陷阵，还要执行扫雷、自杀袭击等任务，或是充当间谍、传令兵和哨兵。

　　除了这些，女娃娃兵还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得到的却只是很少的食物。她们常常遭受慢性疾病的折磨，还要照顾被强奸后生下的婴儿。非洲丛林中出没无常的毒蛇野兽，也使她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据格罗利娅描述，这样的折磨使她和其他同龄女孩相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倍。”由于不堪忍受非人折磨，格罗利娅最终逃了出来。

　　难以被社会接受

　　很多时候，女娃娃兵们即便能侥幸逃离魔窟，却也不得不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曾被强奸过或未婚生子，这些女孩常常被家人看得“下贱”和一文不值。

　　哈瓦从被绑架那天起，就盘算着如何逃脱。“我被囚禁了8个月，后来，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我一个人在丛林里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回到了家乡，见到了父母。一开始他们很高兴，但当我告诉他们我被那些士兵强奸了，他们就把我赶出了家门。我失去了作为女人的价值，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只有给亲戚当佣人才能换口饭吃，有一个容身之地。”

　　也有一些女娃娃兵在离开武装组织后，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生活在痛苦之中。一位从武装部队遣返回来的16岁女孩说：“我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痛苦。我杀了很多人，这困扰我很久。回到家后，我参加了很多洗涤灵魂的传统仪式，但仍然能梦到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他们站在我面前，问我为什么杀他们。”

　　当然，也有幸运者。德国着名的厄立特里亚籍女歌星塞奈特·梅哈丽也有过当娃娃兵的经历。她几年前在自传《烈火之心》中披露说，上世纪 70年代，才五六岁的她就被迫成为“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中的一员。她白天负责掩埋尸体，晚上被男人们用来取乐，而当时的她连枪都拿不动。幸运的是，在当了3年的娃娃兵后，梅哈丽被家人解救。1999年，梅哈利进入了演艺圈。成名后，她开始奔走各地，呼吁彻底消灭娃娃兵现象。

　　精神创伤更难愈合

　　要拯救这些娃娃兵，取缔是关键。现在，国际社会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威慑，即起诉那些惨无人道征募娃娃兵的组织和武装，但效果并不明显。在娃娃兵现象较为严重的非洲国家索马里，美国和索马里两国目前仍未就保护儿童权益条款达成共识，也就是说，美国仍允许那里的娃娃兵参加战斗。

　　“战争带给儿童的精神创伤，比生理上的摧残更难以弥合，甚至会给参与者和社会留下更大的隐患。这些娃娃兵在回归正常生活后很难适应社会，他们习惯性地从事暴力和犯罪活动，甚至‘重操旧业’，回到原先的军队中生活。”说这话的是《长路漫漫：一个儿童兵的回忆》一书的作者伊斯梅尔·比亚，他1980年出生于塞拉利昂，也曾是塞拉利昂内战时期的娃娃兵，目前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受战争影响儿童代言人。在他看来，解救娃娃兵的行动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如果有机会，孩子们有毅力从磨难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