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会尤金时，谈到秦灭楚的历史故事，说国可能要出乱子。暗示“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可能对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构成威胁。”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红墙见证录：共和国历史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援引苏联解密档案披露，毛泽东几周后再次与尤金会面时谈到，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饶漱石端了出来，才结束了这一斗争。

　　毛泽东：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六十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的事情耽搁。

　　临行前，他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心情很不好。他抽着烟，只看着眼前的一块空地，说道：“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毛泽东也是只抽烟，不说话。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是重新强调了全党要谦虚：“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的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高、饶的全部意图他只是针对会上的不和谐，讲了这一番话。言外之意，希望批评和被批评的人都能谦虚一点，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对刘少奇此时的谦让，毛泽东并不觉好。

　　书记处的其他人也不赞成轮流负责。

　　周来表态：“还是按以前的老规矩办吧，仍由少奇同志负责，我们积极配合他。”

　　“不妥不妥。”高岗有些沉不住气，把椅子往前拖拖，力排众议，“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毛泽东说：“再过几天我就满六十了。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

　　这期间高岗活动更猖獗，发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的事，也发生了邓、陈分别向毛泽东汇报的事。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问起席的身体。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二十来人，薄一波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毛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全神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的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与会者谁都知道说的是谁，何况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

　　在高岗的问题上，毛泽东一直采取忍让团结的态度。早在陕北时期，高岗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掌握了边区的党政大权，只差军权没有到手。他虽兼保安部队司令，但这只是地方部队，当时边区的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

　　高岗在打这个政委位置的主意，但中央研究后，认为他不合适。萧劲光对高岗也不感兴趣，觉得“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莫文骅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建议，让萧劲光兼任政委，军委同意了。高岗当政委的希望落空后，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

　　1938年夏，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泽东叫莫文骅到他的家里去。一进门，毛泽东便问：“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啊？”莫文骅听了吓了一跳，摸不着头脑，忙回答：“没有啊，主席把初稿给我，写信让我提意见，我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本想再看，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毛泽东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可大了，莫文骅赶忙汇报：“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有检查。”毛泽东又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莫文骅一听这话便知原委。他问毛主席是谁报告的，毛泽东说是高岗。莫文骅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

　　随后讲起他和别人对高岗的看法及军政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哦”了一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过了一阵，突然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毛泽东说得很缓慢，声音拖得很长。莫文骅奇怪，难道主席真的不知我在哪工作？只好莫名其妙地回答：“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呀？”毛泽东说的话音还是很慢很长。莫文骅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态度严肃起来：“对呀，部队驻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莫文骅不服气：“这是要挟中央！”他走时，毛泽东送出门口，拍着他的肩膀问：“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见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

　　那一次，毛泽东对高岗的做法没加指责。

　　但这一次，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苏联解密档案：毛泽东谈高岗事件

　　据《百年潮》杂志刊载：1954年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会尤金时，谈到秦灭楚的历史故事，说国可能要出乱子。暗示高饶的反党活动可能对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构成威胁。

　　苏联有关档案解密后，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谈话有了更多的了解。尤金回忆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些人想挑起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

　　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做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相当详尽地谈到事件的经过：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军事统帅地位，诬蔑刘少奇等；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恩来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又向尤金做一次高岗问题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的问题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做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

　　几周后，在3月毛泽东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尤金回忆说：

　　“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党内有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都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道：“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觉察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顾问）之间建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毛泽东的传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也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两个月后，毛泽东与尤金再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系。”

　　这次谈话是5月25日，也是毛泽东与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了开除高、饶党籍，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的决定。不久，饶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由公安部逮捕审查。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和结论中，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

　　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还指出：虽然高岗、饶漱石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是一致，说明他们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后来，薄一波概述了几个事实：一、饶漱石一向被认为是尊重刘少奇的，可是在高岗发动“批薄射刘”斗争时，他却另辟一个“讨安伐刘”的战场予以配合。他后来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二、关于“名单问题”，毛泽东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散布者恰恰就是高岗、饶漱石两人。他们会上会下广为传播这份名单，造谣惑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饶漱石一律排斥。饶漱石还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长为核心。四、饶的问题被揭露后，高两次找毛主席，要求保护饶；高岗问题被揭露后，饶也为高申“冤”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这显然是指高岗与苏联超乎寻常的密切关系。此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大不如前。

　　毛泽东曾设想，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因为高岗在党内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战争年代，他在西北、东都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主持东北工作期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扬过他。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叶子龙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毛泽东向来认为自杀只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且他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杀不是什么本事，是软骨头的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

　　有人说高岗比较仗义，实际上他特别喜欢拉帮结派，比较庸俗。“三反”、“五反”运动中，各地都在打大大小小的“老虎”。而高岗，真的打死了一只东北虎，装箱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着那只硕大的老虎，说了句：“这个高麻子啊！”然后让人把虎抬走，他不要。

　　过去，毛泽东对高岗起码反感，有时甚至信任有加。对于高岗很强的权力欲，毛泽东早就知道。但他认为“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因此并无过多计较。

　　毛泽东也指出受高、饶影响犯错误的同志与高、饶是不同的。高岗、饶漱石是坏人，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应坚决打倒，清除出党。

　　总之，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