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战争失败的结局对于德国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色厉内荏的希特勒在内部不再避讳这个可能性。那年2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在战败的背景下谈未来世界，谈中国与日本，值得在今天回味。反映希特勒晚期思想的材料很有限，所以这段话虽然短，但却很难得：

　　“照我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过去从来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低等民族。他们都属于古老的文化，我得坦率承认他们的传统要比我们的优越。他们完全有理由为此骄傲，就像我们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一样。我甚至相信，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坚持的对自己种族的骄傲，我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会认为理当如此。日本将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这场战争使得我们对日本有了更高的评价，对它更加尊敬。共同的命运将永远把我们（指德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胜利还是毁灭。如果宿命选择首先毁灭我们，我很难想像俄国人还会固守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我相信，日本人、中国人和伊斯兰民族将永远比法国这样的民族离我们更近，尽管我们和那个民族（指法国）血脉相连。”

　　希特勒如何看日本?

　　希特勒上述这番话表示他完全懂得苏日中立对于双方都是政治权宜，一旦时移世易，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所以他相信一旦德国失败，苏联绝不会恪守对日中立的诺言。就在他说上面这番话之后两个月，苏方知会日本，说条约五年期将满，苏方无意续签，为后来出兵中国东北清除了国际法障碍。

　　但希特勒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对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的高度评价，这是对他在《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看法的重大修正。

　　第二是有关日本在他所谓的种族世界中的地位。希特勒把世界各民族划为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或传播者）和破坏者这三类，只有雅利安人才是创造者，又以日耳曼人为最优秀，而日本被挑出来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样板。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的消息就让他震惊和兴奋——因为这证明了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他认为日本并不仅仅是移植了西方技术，而是把雅利安人的成果内在化了，但这个外在的源泉一旦枯竭，日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功也将很快枯萎。当然，在纳粹高层，也有人对日本民族的种族地位比希特勒的评价要高，甚至认为日本的武士阶层也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定位。

　　尽管德日成了同盟，但对这个非雅利安民族，希特勒在心里还是视为二等种族。当时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有很多人员来往甚至移民，难免出现通婚的情况，尤其是在相当级别的精英人士中。按照纳粹严格限制和非雅利安人通婚的规定，这样的结婚申请要由希特勒本人批准。希特勒就关照有关部门，相关申请先拖它个一年半载再交给他，给当事人造成不会被批准的印象，然后他再拒绝。日本驻德国大使有时会为一个这样的申请动用外交渠道。珍珠港事件后，希特勒为纯种的日本人让杂种的美国人吃了苦头而高兴，但又为日本军队迅速击溃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大军、尤其是轻易攻占其政治经济中心新加坡而叹息。

　　然而到了1945年二月，从文章开头引述的这段话来看，日本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从第二等种族即文化的承担者一跃而为最优秀的种族，即文化的创造者，甚至比日耳曼人还要优秀。这样的说法，不要说在《我的奋斗》成书的二十年代，就算是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也还是很难想像的。这说明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表现迫使希特勒至少在一定的公开场合修正了自己在《我的奋斗》中对世界种族的划分，把一个非雅利安种族置于和雅利安人同等的地位。

　　中华民族的抗战使希特勒刮目相看

　　和日本相比，中国基本在希特勒的世界历史视野之外，至少在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的《我的奋斗》中是如此。

　　在他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和后来很长一个时间里，中国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和日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当然，30年代纳粹执政后，和中国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友好关系。

　　国民政府的中央军30年代接受的基本是德国式训练和装备，直到1941年德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转为美式训练和装备。在两国友好关系下，希特勒的公开言论当然不可能公然贬低中国，在他会见中国外交官的时候也一定会逢场作戏地恭维一下东方这个大国。但《我的奋斗》多次再版，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地位有过任何明确的说法。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的三类种族（或三个等级）中，中国究竟属于哪一种（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是第一种）。

　　然而在1945年初的这次坦率的内部讲话中，希特勒竟然把中国——当时是德国的敌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明确说中国人也是优秀种族，甚至比德国更优秀，这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虽然我们并不具体了解希特勒为什么忽然把中国放到他的种族世界金字塔的顶端，但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唯一可能的历史的合理想像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精神使得他刮目相看，这就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独立和几个大国作战一样让他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