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左)和邓小平(右)，微笑着在北京机场等候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的飞机

1976年10月6日，“新贵派”联合“元老派”打倒了“四人帮”后。“新贵派”掌握了国家权力。但与此同时，“新贵派”和“元老派”之间的分歧就相伴产生……而在这两派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三股政治力量。本文摘自徐庆全的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原题为《说说1976年的政坛格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坛上有三股势力在较劲：

一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有人称之为“激进派”。

二是跟随毛打江山的一些老革命或老革命家，他们在文革中大多都受到冲击，受到迫害。他们对毛的那一套早有反省，抵制。在1973年后陆续复出或者赋闲后，常常私下串联串联，交换一下对政坛的看法;谨慎一点的，则通过子女与子女的关系，传递信息。这一派，可以称之为“元老派”。

三是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人，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在文革中成长，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或者说抵触情绪不大，但与江青等文革“激进派”则不同。这一派，可以姑且称之为“新贵派”。

1976年10月6日，“新贵派”联合“元老派”灭了“激进派”(“四人帮”)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粉碎‘四人帮’”。“新贵派”掌握了国家权力。

但几乎与此同时，“新贵派”和“元老派”之间的分歧就相伴产生，分歧的焦点是对于文革的看法，对于毛的评价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被称之为维护毛的“凡是派”，而汪东兴被认为是最坚定者。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每当国家的君王离开之后，事实上面临着三种政治选择：一是萧规曹随，延续前君王的政策不变。被历史学家所至今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实际上就如此，文帝之治，景帝延续;一种是承继与扬弃，继承前代好的东西，扬弃不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推行新的治国方略。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所开创的“开元之治”，就是在其祖宗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来的;一种是大道维新，彻底改弦更张，推行新的政策。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新政或可类比。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也面临着这样的政治选择。我们可以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把毛泽东的遗产比作一间房子，一部分人瞻仰房子时说：这房子很好，我们要供起来，不但什么也不要动，而且以后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这样来。当然，内部格局也不见的照原样来。这一派人就是前面说的“新贵派”。怎样才能保证以后能照这个样子来盖房子?那就要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第二部分人来这里瞻仰这所房子，说这个房子是好的，就是太破了，而且屋子里的摆设也太乱了，应该把房子修好，把屋子里的家具规制一下，房子前边或者两侧还可以盖和这个房子式样不一致的房子，但这所房子要保留下来。这就是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元老派”的看法。邓小平的一个说法最典型，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什么叫准确、完整?那就是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思想有不那么准确地东西。这些不准确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要扬弃掉。怎样准确、完整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派的做法，也是用四个字来概括的，叫做“拨乱反正”。

第三部分来这里瞻仰这所房子，说，这样的房子还能作为标本留下?不能留，全部拆掉，重新盖。这一派人以当年的民间学者为代表，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是“西单民主墙”，为首的人物是那个姓魏的人，当年他在一篇《第五个现代化》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样说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有了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三种政治主张。说是三种，其实主要是前两种，后一种只是一种陪衬。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传统中，基本上没有民间学者表达的生存空间;而且，问题的关键是，第三种政治主张基本上属于“草根阶层”，甚至连进入庙堂的资格都没有。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可以对此忽略不计。因为这一派在当时前两派的政治较量中，虽然人进不了庙堂，但他们的观点“闻达于诸侯”，进入了庙堂，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成为第二种政治选择者可以借助的观点和力量。比方说，当时邓小平和叶剑英就曾称赞过“西单民主墙”的做法和观点。但是，结局是什么?当秩序稳固了，不需要你的力量的时候，“草根阶层”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于是，前两派开始不动声色地进行较量。“新贵派”有“两个凡是”，“元老派”有“准确、完整”。“新贵派”的重要成员，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小范围的会上说，邓小平那两下子不行，试过。邓小平在私下里对邓力群、王震和于光远等人的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我出来工作也说不通。”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用一篇文章打开了僵局。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这篇文章，是对“两个凡是”批判的理论基石。你说对毛主席要“两个凡是”，我们不直接批判你，我们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毛主席说的，按照你们的说法，也应该坚决照办，始终不渝地执行。问题是怎么执行毛主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示?胡耀邦认为，那就应该把1949年甚至是1921年以来的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标准下来照照，看看是不是都正确，有没有错误。可是，大家都知道，1949年甚至是1921年以来，党和国家的决策，大多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尤其是1949年以后，基本上出自毛泽东。

这一照，实际上就是我前边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毛泽东正确的东西反对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就是“拨乱反正”。有了这个理论武器，“新贵派”自然而然地就要败下阵来的。

可是，“新贵派”并不是那么服气。这要从前面数次提到的“拨乱反正”这个词说起。

“拨乱反正”是当年人们记忆犹深的词汇。抛开这个词本身的解释不说，从当年的历史状况来看，其实是“向后看”。那时所说的“正”，是以1966年以前为参照、为标准的，官方的话语体系是，恢复到林彪、“四人帮”搞“乱”以前的样子，即“反”回到以前的那个“正”。

从当年的政治层面看，坚持这个“正”，“元老派”和“新贵派”似乎区别不大。“元老派”执掌或者说布局政坛后，说“四个坚持”，其中的内容也涵盖了“两个凡是”。

从历史或者思想层面来说，以前的那个“正”是不是真的“正”?随着人们的反思也成为问题。1949年到1966年，政治运动不断，“反党集团”辈出，是“正”还是“不正”?深长思之后，人们发现，1966年之前的一些“正”，似乎也不是真正的“正”;1921年以来的一些“正”，似乎也有“拨乱”的必要。总之，过去一直以为是“正”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正”了。甚至过去写在文件里的、作过决议的、印在书上的、权威的，也未必是真正的“正”了。

于是，“正”的歧义就产生了。政治层面的“正”和历史或思想层面的“正”，就有些拧巴。这一拧巴，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忽“左”忽右的根子;从小的层面来说，也给退出政坛的“新贵派”们有了私下窃窃私议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