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于9月15日至10月31日举办“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 200余种文献、100余幅图片，展现了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各阶层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富强不断探索、勇于奋斗的历史画卷。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在这125天里土崩瓦解，轰然倒塌。这期间，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军压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养“敌”自重威胁清廷，最终逼清帝退位，坐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然而，袁世凯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和平”逼退清帝？这个过程中清廷内部又有怎样不同的应对态度？“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的文献和史料，为读者呈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见大势不佳，重新起用拥有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的袁世凯，在1911年10月14日诏授他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最初，袁世凯称疾不就，向清廷提出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10月27日，清廷又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还拨内帑100万两济武汉军事。接着，清军在汉口击败民军，清廷看到袁世凯是可以扭转干坤的惟一人物，便于11月1日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诏他来京，组织内阁。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自此便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当时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却亲自拨打长途电话授意冯国璋停止攻打。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完全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12月28日，隆裕太后听从袁世凯的进谏，下懿旨召集国会，以决定国体。《绍英日记》中记录了袁世凯面见隆裕太后时的一番对话：

　　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

　　绍英时任署度支部大臣，长期位居清廷核心的他亲身经历了晚清的动荡，并记述在日记中。《绍英日记》由绍英的儿子马士良保存研究，今通过绍英之孙马延玉修复并转予国家图书馆，在“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首次展出。

　　在《袁氏当国》一书中，作者唐德刚把袁世凯的政治方略解读为三步，即养敌、逼宫和摊牌，“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

　　对于隆裕太后，袁世凯首要一步就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上来便把太后的私房钱，逼掉一百万两，等到太后以为内帑花光，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世凯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

　　而清朝宗室方面，主和派、主战派则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庆亲王奕劻力保袁世凯出山，是主和派。载洵、载涛属于不发言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蒙古王那彦图、满族中之升允、铁良、良弼等人则属于主战派。对于当时袁世凯停战言和，主战一派非常不满。在马士良早年手抄收录的《恭亲王溥伟日记》中，记录了1912年1月15日，恭亲王溥伟在内阁会议上与袁世凯派去的赵秉钧、梁士诒进行的激辩：

　　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公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话，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宣言之。”

　　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余曰：“朝廷以慰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余曰：“以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梁、赵语塞。

　　面对气势汹汹的主战派，袁世凯自有手段。当时袁世凯以军饷缺乏为由，说动隆裕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清廷无奈，只好下谕：“著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以号召皇族全力购买国债，支援军用。可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实际上在京城内，皇族没有几个人响应。经袁世凯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

　　此时的清廷早已奄奄一息，而待到孙中山做出清帝退位后辞职的承诺后，袁世凯才决定把清廷推翻。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全体成员联名上“合词密奏”，袁世凯亲自出马说服隆裕太后，请求清帝退位。1月17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王公大臣，举行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议清帝退位的事情。此时的隆裕太后摇摆不定，尽显软弱，《恭亲王溥伟日记》记录下了当天太后同王公大臣们的对话：

　　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

　　醇王对曰：“是。”

　　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

　　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他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臣伟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

　　太后问载泽：“有这事否？”

　　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

　　太后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

　　臣伟碰头奏曰：“库款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兵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1月26日，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的激进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北京的王公大臣为之大震，纷纷逃亡，隆裕太后恳求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就在当天，段祺瑞等清将领50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电文意思明确，那就是清帝退位，设立共和制的政体，并由袁世凯组织新政府。此时，受到重重打击的隆裕太后已经彻底地放弃希望，不再等召集国会，决定先自让政权。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随后，孙中山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此时，袁世凯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这样表达，袁世凯发起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以和平的方式逼退清帝总比“火光四起，尸横街巷”要好。但是，与千万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民族使命相比，袁世凯所争的重点更多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在马士良1981年发表的《清廷退位前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反映的是袁世凯在逼帝退位后立刻“翻脸”，而隆裕太后则恍然大悟却又万般无奈。当时，袁世凯派张謇拟定好逊位诏，并催促清廷加盖玉玺。次日早朝，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秉告民国对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两，并哭着说：“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一日。” 出殿时，声犹哽咽。隆裕太后回宫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第二天早晨，太后冠服整肃等待早朝，可到10点钟还不见军机王大臣上朝，于是隆裕太后传奏事处上来回话，她万万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袁世凯昨日临行时言语，从此不来矣。” 太后听后，目瞪口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道：“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耶？”